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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祥瑞灾异赋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以自然界异常现象为描写对象的赋。宋代的科技、人文水平和政治变革对天人感应观念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由于天人感应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和宋代天人之学的发达，使该学说得到了宋人的尊重和强化，大致呈现五种基本形态，即天监说、运气说、德行说、召感说、民意说。宋代祥瑞灾异赋比前人更加深化了学理内涵，现象反映和问题提出也更加尖锐深沉。它理性思考自然界异常现象；突出“为人事”的政治目的；借助天人感应来构筑修平学说；以学理发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等，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关 键 词：赋/天人感应/祥瑞/灾异/阴阳五行/自然/修身治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基金项目(12BZW037)；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重点项目(IFW12071)。 作者简介：于雯霞，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培，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100 祥瑞灾异赋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以自然界异常现象为描写对象的赋。宋代祥瑞灾异赋比前人更加深化了学理内涵，现象反映和问题提出也更加尖锐深沉。 一、天人感应学说在宋代的波折与发展 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天人感应观念由来已久，“天人感应”思维模式甚至成为汉代儒学的显著特色①。宋以来，人们对这门古老的学问既怀疑又倚重，随着思想解放、政治变革而几经波折，天人之学的发达也推动该学说继续丰富发展。 (一)天人感应学说在宋代经受怀疑与挑战 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始终动摇感应学说的基础。宋代对日月食的成因，解释已十分准确；对于五纬退留现象，甚至认识到了轨道差异②，与古星占大相径庭。在感应学说里被视为首灾的日、月食甚至一度被剔出，“徽庙朝曾下诏书，言此定数，不足为灾异，古人皆不晓历之故”③。北宋中叶，《新唐书》打破了《汉书》以来延续近千年的传统，只记灾异而不著事应，要求对未知事物心存敬畏而不胡乱联系。对于雷火把室内坚钢熔化成汁却无损于它物的怪现象，沈括说：“欲以区区世智情识，穷测至理，不其难哉!”④司马光又说：“世人之怪所希见，由明者视之，天下无可怪之事。”⑤ 道学思想的冲击也是重要因素。“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也。”⑥谶纬学说成为被冲击的对象，遭到欧阳修、叶适、魏了翁等的强烈反对。鉴于汉易与谶纬的密切关系，宋代易学也竭力与之划清界限。宋人还要求理性看待历史现象，欧阳修首起指责“幽赞生蓍”、“河出图、洛出书”等说为怪妄，薛季宣承之，大力反对五德始终说。王观国例举了“五运”说既无法解释国家分裂时的历史实际、历朝也没有一定之论，认为“彼图录谶纬之书，皆虚怪不可必信之语也”⑦。邵博认为，刘邦能当皇帝，“其取之无一不义，虽汤、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称‘断蛇著符，协于火德’，谬矣”⑧。五行难知难验，而以此起家的五运、谶纬学说却林林总总，宋儒甚至责怪起子思和孟子多事：“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⑨李纲就明确反对五行推配。 宋代政治变革对天人感应观念起到明显抑制作用。一是对变法阻力的突破。神宗初发生了日、月食及全国性地震，吕公著、曾公亮、富弼、司马光借灾变反对变法，王安石反击。熙宁八年彗星出，邓绾、王安礼、吕公著、张方平等再谈天变，王安石例举晋武帝在位十八年与《乙巳占》不合的典故，指出：“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不无偶合。”⑩他作《洪范传》，抛开天人相感的直接作用，又在科考中废除了书写怪异的《春秋》。由于王学在北宋后期的官学地位，使得感应学说处境不利。二是因物极必反。徽宗对祥瑞的痴迷动摇国本，造成了重大的社会负担和逆反心理。《齐东野语》载，政和年间上奏灵芝动辄二三万本，山石变的玛瑙以千百计，山溪生金数百斤，“皆以匣进京师”，“祥瑞盖无虚月”(11)。时人非议。对所谓符瑞等，南宋人始终保持了清醒的戒备意识。 (二)“为人事”目的对天人感应学说的强化 “神道设教”是天人感应学说存在的基本理由。无论是真宗虚张声势的“降天书”和“封禅”闹剧，还是仁宗“欲自以身为牺牲”(12)的求雨过程，都力图发挥它在凝聚信心、巩固政权中的强大作用。南宋草创期尤为明显，皇帝以之安抚民心，主战派以之激扬士气。张浚、胡铨，其来往书信“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无一念不相忧以国家之虑也”(13)。许多儒者坚决反对取缔对灾变的神学解释，“使君天下者，视天灾时变，不务德以禳之，但委其数而已”(14)。石介极力反对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经书星陨、日蚀、水灾、螟伤稼，皆偶然也?”(15)熙宁初，有人对皇帝讲灾异与人事无关，宰相富弼深不以为然：“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16)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杨时、陈闲乐、陈瓘至魏了翁等都是王安石的尖锐批评者，杨万里举十二大罪状，首条就是“天变不足畏”(17)。陆九渊虽然说了好话，仍为其治国不取“洪范”九畴抱憾。程朱嫡系王柏在《喜雨赋》中就借天人逆感对王安石进行了嘲弄。而南宋末君臣对天变的戒惧更是达到了恐慌。 据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的研究，宋代是我国气候变化五个重要时期之一，气候多变，灾异频发。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适当放开舆论，使借灾变言事成为政局变革的先兆。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底发生大规模地震，死伤惨重，此后连年灾异，又发生宋夏战争。庆历二年(1042)，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以灾变为题求直言，“此乃自有殿试以来，数百年间最美之事”(18)，受到了社会盛赞，不但成为庆历新政的开始，对灾异赋创作也有解禁意义。在借天人感应参议政事上，即使强硬如王安石，也不敢公然对抗(19)。淳熙八年(1181)大旱，这年科举，刘大誉就凭一篇巧用天人感应的《闵雨有志乎民赋》荣登榜首，并致使赵温叔罢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