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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人之学的发达对感应学说的推动 谶纬学说其实是天人之学的一个分支，但是没给出系统有力的解释。宋人对天人之学的高度热情，为继承和发展感应学说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 很早以前，人们就以阴阳解释天地变化的原因，使得“论道经邦，燮理阴阳”(20)成为政治家的主要职责。宋代延续这个传统。首先，加强了阴阳与人事对接。刘敞论日食：“明其阴侵阳，柔乘刚，臣蔽君，妻陵夫，逆德之渐，不可长也。”(21)欧阳修说：“盖阴为小人与妇人，又为大兵与蛮夷。”(22)杨万里应用了他对“乾刚”的强调，指责淳熙十二年地震为小人在侧。朱熹更是从先天卦气上查找依据：“阳生于北，长于东，而盛于南；阴始于南，中于西，而终于北。”(23)故阳为生育长养，其类刚明公义，君子之道；而阴常为夷伤惨杀，其类柔暗私利，小人之道云云。薛季宣把易、历结合，认为同是圣人“易教”内容，“法象于阴阳而和顺于吉凶，通理于人而遂物”(24)，从而较宏观地为人事吉凶提供依据。其次，提出“致中和”的变燮理念。这与“燮理阴阳”乍看没甚区别，其实标志了宋人新的执政理念。田锡论端拱二年旱灾原因：“此实阴阳失和，调燮倒置。上侵下之职，而烛理未尽；下知上之失，而规过未能。”(25)司马光说：“圣人所以制世御俗，犹天地之有阴阳，损之益之，不失中和。”(26)华镇称：“故圣人善政事以和人物，变阴阳以弭灾变。”(27)显然并非一味地崇阳逐阴，不是把作为阴戒的“小人”全断送了，而是以“广生”的姿态大搞政治平衡。在宋代频繁党争和社会矛盾前，这种观念显然有积极意义。欧阳修一反《夬》五阳决一阴的说法，提出“去小人者不可尽”(28)，并从物极必反发出警告。陆九渊则意味深长地说：“知天灾有可销去之理，则无疑于天人之际，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29)再次，加强对天地间现象的阴阳分析。邵雍用阴阳刚柔解释复杂的天气现象，且同一气象在不同的时间场地呈现差异，受制于五行的偏颇。张载以阴阳凝散解释气象，如“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30)等。从卦象解气象，蔡渊推究地甚密，如坎之阴为阳所得，则升而为云；以阴包阳为雹为坎，离交坎为雪，坎交离为霜等。既为认识天象、气候提供了建设性理论，也深化了感应学说的合理必要性。 《尚书·洪范》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来源，古人以为治国之要。沈括、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提出过重要见解，陆九渊极其重视，说：“《春秋》之书灾异，非明乎《易》之太极、《书》之《洪范》者，孰足以知夫子之心哉?”(31)王炎称《洪范》为“圣人经世之大法”，以之统领易学以及《素问》研究，把“五福六极”与“五运六气”进一步结合，使得气候、星象变化与政治修为联系更加紧密。对《麟德历》《大衍历》等对岁星运转的推算不合前验，宋人批判前人仅凭了单调的科学知识，而不知天人感应之理。更神奇的是北宋刘羲叟，天文历学专家兼占卜高手，曾作《春秋》《洪范》休咎十数篇，驳斥古人牵强附会处，所占日月星辰无不验。欧阳修称他“学通天人祸福之际”(32)。这些都使在阴阳五行支配下的天人感应观念在宋代得到了理论充实，愈加复杂化了。 (四)宋代天人感应学说的基本形态 1.天监说。北宋初期有突出地位，基本特征是重视天文示象，认为天降赏罚，一切人事活动的好坏都会反映到自然意志里。早在《无妄》象辞就有：“天下雷行，物与无妄。”董仲舒说：“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33)持此说的人笃信上天有尊严威德，善赏罪刑，昭昭著著，无分毫侥幸可言。宋初田锡认为君主“位至尊而心至谨”，则天降其祜；“身妄动，令妄施，则天降其咎。”(34)星象说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真宗大臣宋祁称“天所以垂戒者寓乎象”(35)，可为代表。南宋杨万里更以星象教导皇子，“天监不远，岂诬我哉!”(36) 2.运气说。这是种寻找外在依据却含有点宿命意味的天人理论。较新颖的是石介的说法，天地气有正邪，正气生时为真运，真运时君明臣贤民良，阴阳顺序，风雨时降，昆虫草木没有变怪。所以要使至正之气充塞天地，邪气无隙干之，也就是他“夫天生时，圣人乘时，君子治时”(37)的根据。更多人仍坚持了传统的五运说。如王观国通过五行之性相违而不相用解释灾异发生；曾巩认为，“雨、阳、燠、寒、风”时至则和，过则为沴，代表着五行的克当，体现着人事休咎，所以“为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于天也”(38)。当然也包括借鉴《素问》的“五运六气”说。 3.德行说。主张气象与政治之象相侔，人君道德才是感召天变的根本，代表者欧阳修。他否定三统五运说，指出天下有至公大义，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实际上变相提出了有德者才有位的观点。《新唐书》肯定了五行是万物精气，王者取用得当则物阜民安，否则物夭民愁、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起为天地灾异，在感应的面目下寓含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刘敞也说：“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阴阳不和也；所以致阴阳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39)，“人和则天地之和致矣”(40)。苏轼反对“五行六沴”，一反阴盛的普遍看法，别出心裁地从阳气泛滥之象解释淫雨，进而对仁宗朝散缓的政治风气提出批评，是对德行说的灵活运用。 4.召感说。召感是天人感应学说的本质，不过宋人给出了更清晰的因果律内容。石介说：“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应善；人不能行大中至道，则是为恶，恶则降之祸。”(41)比董仲舒“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42)多出了许多学理内容。邵雍把天地看作阴阳刚柔运动的大系统，之间连通呼应，所以环境的顺逆也在于人心向背，人心或感来顺气成美，或来逆气成恶。北宋后期，华镇写过一篇《浑天论》，认为天气不和，人物感之则饥馑夭阏；人气不和，阴阳感之则日月错行、星辰离次。南宋周密考究到，雷电为阳激而欲破阴而出，人之恶气感召了天之怒气，以致雷震之灾等。神宗时，吕大均已经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较内在的角度关注天人感应，认为人心不安则易变故，人心一于道心则自然不危。心学出现后，个体的力量备受关注，陆九渊强调每个人都有内在的感召能力。他发扬《洪范》，认为人心与天地同受理于五行，故相感通，其结果不可限量：“是极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43)为天人感应说辟出新径。为救时弼世，南宋末学者们将理、心自觉结合为一体，感应之谈愈加苛刻。同是告诫皇帝，魏了翁说：“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气都在我一念节宣之。”(44)大学士李曾伯说：“一念敬忽，休咎响应”。(45)方大琮则劝告：“若一念之歉横于胸中而不化，则一气之戾郁于两间而不消。诚能宣明洞达此歉不留，将见精诚感召此戾自弭。”(46)这种一触即发，达到了类似心电感应的程度，真切反映出南宋朝廷里的危机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