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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意说。民意即天，这种声音每逢在历史的转折期响起，特别具有反思意义。李纲《证兆志序》称：“天之所为，即人之所为；人之所欲，即天之所欲。”(47)换句话说，民思安则国家兴，民思乱则国家亡，北宋实亡在失去民心。杨万里在《旱暵应诏上疏》里发挥道，天地之气通畅则为丰年、为太平，若有隔塞则致水旱之灾。“戾气”使天地阴阳之气互不相接，“然则孰为戾气?斯民叹息之声，此至微也，而足以闻于皇天；斯民愁恨之念，此至隐也，而足以达于上帝”(48)。它贯通了三才学说，充分地表达了民本思想。南宋末，文天祥上《御试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为喜怒者也。”(49)以天人一体，说明天人之交不容穟，也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政治关系的紧张被动。 总之，天人感应学说在宋代既怀疑又发展，学理深化，思想多样，对祥瑞灾异赋创作带来了直接影响。 二、天人感应学说影响下的宋代祥瑞灾异赋 天人感应为赋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祥瑞灾异赋创作源远流长。最早可见的是汉代贾谊《旱云赋》，以大旱阴阳不相得，批评“政治失中而违节”。东汉初杜笃的《众瑞赋》已不可窥其全貌，三国魏刘邵的《嘉瑞赋》可能与之比较接近，陈列了盛世出现、代表祥瑞的物种。杨修、钟会的同名《孔雀赋》、晋顾恺之《凤赋》等均借外国进贡的吉祥物歌颂时代政治。魏晋时期，少量以苦雨、苦暑为题材的赋开始从抒写羁旅之苦转向天人感应，如魏国缪袭的《喜霁赋》写君王罪己止雨，晋傅玄的同名赋、傅咸《喜雨赋》写祷雨得应等。南朝时期祥瑞灾异赋的范围有所扩展，出现了周渭《齐七政赋》这样的星象赋，不过气象赋中仍十分有限，如傅亮《喜雨赋》等，数量很少。唐代因为制科的需要，以天人感应为题材的赋骤然增多，蔚为大观。尤其是祥瑞赋极大丰富，其中又以各种星象赋为盛。次如以五色卿云、风不鸣条、紫气、晴虹等为题的各种气象赋，还有珍禽异兽、瑞麦神鼎等各种物类赋。只有个别赋敢寄寓个人观点。如沈瑱《贺雨赋》给出处理灾变的“应急机制”，包括移寝、减膳、恤狱缓刑、惩治奸人等，也是老生常谈。王邵《商霖赋》以雨拯救生灵、沾濡裔夏的天泽与治政者休兵育民相对应，表达出强烈的和平愿望。而唐代灾异赋十分罕见，能见到的有李观《苦雨赋》写水灾，无名氏《骄阳赋》写旱灾。 纵观宋以前赋史，天人感应赋的缺点：一是敷陈经学，远离时代；二是缺少独立思考，对自然界异常现象没有学理上的发挥；三是缺乏大胆犀利的理论建设与批判，灾异现象入赋比较少见。这些正是宋赋所要弥补的。 宋代祥瑞灾异赋现存31篇左右，规模约为唐代1/4。祥瑞赋主要集中在真宗到神宗时期，以仁宗时为最多。作者有著名文臣王禹偁、宋祁、夏竦，乃至以正直著称的大臣宋庠、文彦博等，内容从天文星象、气象、宝鼎、灵芝、瑞麦、瑞竹到贡入的珍禽异兽，种种不一。而出于对北宋末政治的反省，南宋祥瑞赋较少，只出现在孝宗登基初年。相比之下，宋代灾异赋却无代无之，地震、气候异常、风灾、旱涝灾害等在赋中常有反映。在宋代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祥瑞灾异赋创作面目一新，极具挑战性和时代特点。 (一)突出的怀疑精神，理性思考自然界中异常现象 著名经史学家刘敞的《罪岁赋》是篇怀疑星象之文。序说，岁星所在分野应五谷昌盛，且不可对其发动战争，否必受殃。但自去年岁在翼轸(对应楚地)后，不但相继洪灾旱灾，而且又兵祸。黔中、长沙等地的少数民族叛乱，不但未损及他们自身利益，反而宋朝的将士民众遭受杀掠，死者数千。作者不禁责问天道之不仁而岁星无诚验。《奇羊赋》里不断发问：若说四时节气平分、五纬周转，如何能出现双头之羊?若说离卦为火明炎上，为何羊的视力那样差?《说卦传》里兑为羊，兑卦象征了愉悦，若说羊代表了吉利，为何这羊看起来那样令人反感?若说天地间规则已定，但是在伟大的规则下怎能出现这样不合规则的产物?这两篇赋充分体现了刘敞的怀疑精神。类似的还有苏轼的《飓风赋》。 (二)更加重视警示意义，突出了“为人事”的目的 真宗、仁宗时代，夏竦《封中起白云赋》写封禅的山上白云聚集，文彦博《玉鸡赋》写白气如虹等，歌颂时大都有所劝诫。宋祁《陈州瑞麦赋》提醒君王“知稼穑之艰难”，文彦博《汾阴出宝鼎赋》机警地表达出“鼎取新而革去故”的强国愿望。刘敞《化成殿瑞芝赋》大胆说出“见瑞而怠者，虽与灾变无以异矣”的惊人之语。无论司马光作《交趾献奇兽赋》还是薛季宣《灵芝赋》，都摆出了一副“虽无此芝(瑞)，何损于治”的态度，劝勉君王努力政事。 《宋史·五行志》载，宋初多次沙尘暴。就天禧四年(1020)而言，暴风两起西北，出现“昼晦数刻”“折木、吹沙、黄尘蔽天”等，因此诛杀了内侍周怀政等人。梅尧臣《风异赋》记叙了宋仁宗宝元三年(1040)的一次沙尘暴。它“亘天接地”(50)，威力极大，据说经历地域还非常广大。序说：“岂常哉?若应人事之变，则余不知。”赋尾又说：“言变咎，则非愚者之能议。”实是深疑朝政将有变故。隆重记叙，本次沙尘暴却不见载于史册，突出说明作者对政治人事的关切。 钱惟演《春雪赋》作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指出“春阳已中”而“阴冷而忽兴”是阴阳违和的表现，对农事“顾沃若之待收，罹此暴殄”、国家命运“始蒙蔽于阳乌，遂潜藏于天幕”那些隐藏的祸患表示深深的忧虑。貌似关心国家、怜悯农人，然而，先前他挤兑寇准及丁谓，仁宗即位，他本应加官晋爵，宰相冯拯恶其为人，将他逐出朝堂，即日远赴河阳任职。钱大失所望，本赋借春雪指摘朝臣，来排解自己仕宦道路大打折扣的失落情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