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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伊格言看来亦是如此，是历史的偶然创造了现今文明的样貌，“文明有自身犯错的可能，文明有自身的毒瘤”。如他所言，“不知从何开始，文明指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个被奇怪的邪恶力量所牵引的众多的‘平庸之恶’所组成的复合体。战争如此，大屠杀如此，我必须说，核电极可能亦复如是。人类文明原本就是善恶并存的随机产物，而核电起始于战争余绪，起始于一场美丽的妄梦（新的能源，和平利用）；但现在，事实已证明人类是过度自信了，那不是人类所能精确掌控的事物。”在他这里，文明的害处与残忍在于，每个人都是“被文明豢养的怪物”，而以核电为标志的人类科技进步则被视为“文明的歧途”。 于是在伊格言的小说里，总是流露出对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的怀念，这是文化的乡愁，也是现代性的乡愁。“开始的时候，当然都是很快乐的”，那里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古典时代的自然风光，以及恋人那“涟漪一般清浅的笑”。而生化人一出场即是成人，他们没有童年，童年的被剥夺是一切乡愁的缘由。而在《零地点》中，玲芳对于文明的绝望，更是使她宁可退回到人类的原始时期，“我宁可在这里，自己种蔬菜种番薯，和部落里的其他人交换他们自己做的生活用品……我要照顾他们，让他们在这里用最清简最单纯的方式养活自己。”那才是“他们应有的文明”，“对他们而言正确的文明”。 然而这种“正确的文明”如何可能？破除一切进步的幻象，退守到纯洁的原初，这又何尝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新的蛊惑？小说徒劳地去怀念一个美好的旧时代，那是个“社福法规和医疗法规都不健全的时代。”然而正如林群浩对小蓉所反驳的，“我们不可能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了”。这种对话性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小说中肆意弥漫的反现代的浪漫情愫，这种人文主义的忧思与文明批判固然振聋发聩，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虽令人警醒却终究虚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