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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噬梦人》中，梦境植入是生化人身份认同的由来，然而被植入的梦境，又存在崩解的风险，这是技术主义的局限所在。不仅如此，被植入的梦境，又可通过“逆镜像阶段”予以擦抹，这意味着身份的弃置与重新选择。而K作为“第三种人”，生化人再造的“试验品”，不幸成为那个被历史选中的人，他背负着“创始者弗洛伊德”的计划，又被“背叛者拉冈”暗中监视。在他身上，奇迹般地曾被植入13个梦境，诸种身份与记忆的彼此牵扯杂糅，记忆碎片不断闪现。在他那里，历史一次次地强行植入，又一次次无情擦抹，而那些难以消弭的记忆碎片却永远相随。在伊格言这里，历史总是过度庞大，让人无法逃遁于记忆之外，而活在历史中的人们又总是被“伪造的身世”所蛊惑，在“意志身份”与“本质身份”之间难以抉择。由此小说清晰地投射着杰姆逊所言及的“民族寓言”，这恐怕也是台湾作家念兹在兹的“政治无意识”。 在伊格言的小说中，我们总能清晰地捕捉到“那巨大无匹，却又近乎透明不可捉摸的，存在的虚无”。正如他所引用的昆德拉的那句话，“小说家是从自己抒情世界的废墟上生出来的。”他的小说弥漫着一种存在主义的焦灼、忧郁与绝望。如果说《噬梦人》体现的是对于历史的虚无，那么《零地点》的虚无则体现的是对于文明本身的怀疑。《零地点》以虚拟的台湾核四泄露事件为核心，寄寓着作者“正面撞击”，“直接介入当下现实”的勇气，并于危机之中将自我塑造为“惟一一个逃出来报信的人”。大江健三郎曾引用麦尔维尔在《白鲸》中的这句话，据说它来自《圣经》。伊格言的借用当然意味着作者试图表明的一种写作姿态，一种冒死说出真相的自我期许，以及与想象的秩序殊死搏斗的勇气。相对于《噬梦人》中以大规模伪知识拟造世界的狂飙，《零地点》以想象的方式撷取现实的材料，构成了一部“贴地飞行”的小说，这也被伊格言自己比喻成杜尚《喷泉》式的“行为艺术”。 伊格言对于科技的忧患之情，我们并不陌生。《噬梦人》就曾一再渲染技术主义背后的死亡意象，我们也能清晰地感觉到这种恶托邦的冲动。所谓恶托邦或反乌托邦即为乌托邦的反面想象——科技不总是进步与美好的，也可能意味着危险与堕落。这并不奇怪，人文主义者对于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怀疑，几乎是一切科幻文学的俗套。不过我们还是有幸看到，台湾的故事也被伊格言郑重其事地讲进了全球流行的核危机生态叙事之中，尤其是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对于核问题的警示与排斥，成为全球普遍的人文主义忧思。当然，这里有乌托邦式的科技梦魇，但更多还是基于文明与现代性本身的自我反思与批判。文明是一场灾难，这是《零地点》中不断流露的一种观念。文明的灾难性不仅在于，人类社会政治的黑暗，如小说所预言的，台湾社会的黑金政治，以及“被掩盖的真相”，即承包商层层转包，中饱私囊；贪污的家伙的自私，总体检的敷衍了事……这些都意味着人性之恶永不停歇的流转。 除此之外，文明的灾难本质还在于，历史本身也是一场灾难，这是他在《噬梦人》中清楚表明的。不仅如此，文明的反思还涉及到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零地点》通过人物的对话，饶有意味穿插了一段摩天轮的历史，“第一座摩天轮在被造出时，美国也诞生了属于美洲大陆的第一个连续杀人魔……”在这个摩天轮与杀人魔并存的世界，“人类做了错误的选择，让文明趋向于冒进，步履蹒跚”，而他们因为“过度的自信和乐观”，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因此“一个随机的错误选择造就了一个终将败坏的结构体，一个畸胎”。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在这本书中，鲍曼引用鲁本斯坦在《历史的狡计》中所言的，“创造与毁灭同是我们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