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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文运动的精神契合山东士族的门风 (一)古文流变中的宗经传统 古文运动的健将们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视文学，他们常常将儒学置于文学之上，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古文运动轻诋六朝沿袭下来的骈文，主张恢复三代两汉的古文，往往以儒家六经为宗旨，而这与山东士族“通经律，重礼法，不长属文”的传统家学是一致的。 唐初文坛沿袭六朝遗风，陈子昂最早提倡复古，这对当时文坛起到了摧陷廓清、振聋发聩之效。陈子昂的好友，出自山东士族范阳卢氏的卢藏用最早认识到陈子昂的贡献，他在《唐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说道：“昔孔宣父以天纵之才，自卫返鲁，乃删《诗》、定《礼》、述《易》道而修《春秋》，数千百年，文章桀然可观也。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卢藏用没有夸耀陈子昂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注重的是其教化的意义，这是当时古文家对文学的理解，也正是儒家思想的文艺观。 对唐以前历代著名文学家如何总结是摆在古文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对此，出自山东高门赵郡李氏的李华在《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介绍了萧颖士对前代作家的评价：“君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萧颖士和李华所肯定的作家大抵在魏晋之前，但对于《文选》中以文学名世的重要作家，如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瑰丽才士”则以为“不近风雅”。古文家往往反对魏晋以来的艺术本位思想，追求复古宗经，进而推崇“六经”的载体——散体单行的古文。 从“萧李”开始的古文运动多以六经为宗旨，他们轻视六朝文风，往往将经学置于文学之上。李华为文主张宗经，他在为博陵崔沔所写《赠礼部尚书孝公崔沔集序》中云：“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李华为文主张宗经，强调文章要表现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发挥教化作用。 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柳冕共有传世文章14篇，其中论文作品占了8篇。柳冕认为有德行的人才可能写出好文章，风俗淳美则文学自盛。他抱持极端的儒家教化思想，对屈宋以下的辞赋诗歌一概否定，要求“尊经术，卑文士”(《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甚至不以文士自居。他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云：“昔游、夏之文章与夫子之道通流，列于四科之末，此艺成而下也。苟言无文，斯不足征。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柳冕与柳宗元出自同一家族，他虽喜好论文，但却缺乏应有的文人认同感，更似一个道学家。 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提倡写古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文体改革，而是为了宣扬圣道。他认为：“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韩门弟子李汉出自山东高门陇西李氏，李汉秉承韩愈之志，他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在大多数古文家的眼里，文章只是他们布道的工具。 大多数古文家的复古运动并不是站在文学革新的立场而是站在儒学复兴的立场之上的。古文家在鄙视文学的同时，往往十分重视经学，很多古文家实际上是打着宗经的旗号来反对骈文家的，他们具备深厚的经学基础并留下了相关著作。《新唐书·艺文志》留下了古文家大量的经学著作书目，如：卢藏用著有《春秋后语》十卷、韩愈注《论语》十卷、樊宗师《春秋集传》十五卷、柳宗元《非国语》二卷等。 唐代是文学昌盛而儒学衰落的时代，古文家在倡导儒学的同时，常常将文学置于儒学的对立面而加以谴责。山东高门有重经学而轻文学的传统，古文运动正是儒学的复兴运动，古文家的复古目标符合山东士族的根本利益。我们看到，古文运动实际上是儒学的复兴运动，散体与骈体文之争只是儒学与文学之争的副产品 (二)古文家的反佛立场 与山东士族排佛之家风相类似，古文家往往据儒反佛。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著名的反佛斗士。初盛唐时期，佛教大行于天下，举国上下皆从风而靡，惑于释氏者甚夥。韩愈素不喜佛，他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原道》)韩愈反佛建立在夷夏之辩的基础之上，将佛教视同夷教。当时，佛教各宗派都有自己的祖统，如禅宗即有所谓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之说并深入人心。韩愈在《原道》中也建立了儒家的道统谱系：自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而至孟子，成为佛教各宗派强大的对立面，其影响十分巨大。 中唐以后，山东士族全面复兴，中华本土文化逐渐为士人所重。这一时期，复古思想开始抬头，由于尊华攘夷的传统，士人们将矛头指向佛教。针对遍布朝野的佛风法雨，韩愈写出著名的《论佛骨表》：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12](卷一六○《韩愈传》) 韩愈冒着生命危险向唐宪宗上书谏迎佛骨，强调的就是夷夏大防。韩愈的继承者李翱亦据儒学反佛，李翱认为：“佛法害人，甚于杨墨。论心术虽不异于中土，考较迹实有蠧于生灵。浸溺人情，莫此之甚，为人上者所宜抑焉。”(《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韩愈和李翱等古文家多谨遵儒术，鲜有旁骛，他们往往将文与道结合起来，主张“文以贯道”，反对佛教的悖礼行径，对宋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