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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 (一)宗经的传统 自汉武帝崇儒政策推行之后，士人开始重视子弟教育，从而向士族转变。东汉君臣多好儒，由于东汉建都于洛阳，属于秦汉以来的山东文化区域。因此，这一文化区域的士族即山东士族成为累世经学的代表。 东汉世家大族强调“累世经学”，荥阳郑氏的代表人物郑玄是东汉大儒，其对儒学影响之深，罕有其匹。郑玄入关后就学于大儒马融，学成后辞归山东，马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9](卷六五《郑玄传》)郑玄沉沦典籍，遍注群经，儒学著作凡百馀万言，代表了汉儒的最高成就。清河崔氏被称作：“崔为文宗，世禅雕龙。”[9](卷八二《崔骃传》)其代表人物是东汉大儒崔骃，崔骃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自崔骃之后，清河崔氏世有美才，遂为儒家文林。 由于东汉以来，山东地区的文化积淀一直优于关中和江左，其儒学传统亦非其他地区所能媲美。自北朝以来，山东高门社会地位最为隆盛，这与其家传经学传统有关。如北魏名臣高允出自山东高门渤海高氏，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10](卷四八《高允传》)与高允同时的李曾出自赵郡李氏，他少治《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授为业。其子李孝伯，少传父业，于崔浩被诛后总揽机要。山东士族家传儒学，其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这也正是北学繁荣的基础，正如《魏书》卷四七《卢玄传》所载：“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山东士族“为世盛门”源于他们自东汉以来的家学传统。 隋文帝混一南北后，四方群儒靡不毕集，“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11](卷八一《儒林传序》)足见山东经学之盛。 唐代山东高门以其儒素德业迥异于寒庶，并因此于有唐一代延祚不绝。崔良佐出自博陵崔氏，是唐代大儒，其子元翰少传父业，权德舆《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云：“(崔良佐)探古先微言，著《尚书》、《演范》、《周易》、《忘象》及《三国春秋》幽观之书，门人诸儒易其名曰贞文孝文。君(崔元翰)绍文宗雕龙之庆，究贞文法义之学，洁廉清方，敦直庄明，博见强志，不取合于俗。”崔良佐父子绍继东汉以来的家族传统，以经学世代相传。 唐代荥阳郑氏能远绍先祖郑玄之风，谨遵儒术。郑覃本故相郑珣瑜之子，长于经学，稽古守正，曾上奏文宗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12](卷一七三《郑覃传》)唐文宗遂刊刻《九经》于石碑(今藏西安碑林)，而当时主持刻经的正是郑覃。 (二)反佛的立场 中古时期，中国佛教臻于极盛，同时也带来了传统文化与佛教所谓的华夷之辩，最终酿成了被释氏称作法难的“三武灭佛”。作为华夏文化的代表，山东士族以儒学世代相传，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受到山东高门的攻讦。 山东高门参与并影响了“三武灭佛”运动。北魏太平真君年间的灭佛与出身于山东高门清河崔氏的崔浩有密切关系，源于寇谦之与崔浩的天师道改革。崔浩母出自范阳卢氏，崔浩与天师道的领导者卢循两人实为中表兄弟，其家世相传之信仰，自属天师道无疑。崔浩于释氏殊无好感，站在尊华攘夷的立场上称佛祖释迦牟尼为“胡神”。[10](卷三五《崔浩传》) 崔浩于太武帝时总揽机要。当道士寇谦之献书于太武帝遭冷遇时，崔浩上疏赞明其事，经过崔浩的解释，太武帝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10](卷一一四《释老志》)实际上，寇谦之虽推崇道教，但并无灭佛之意，崔浩决意灭佛时，“(谦之)苦与(崔)浩诤，浩不肯”。[10](卷一一四《释老志》)正是在崔浩的鼓动下，太武帝下诏灭佛，太平真君年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而出自山东高门的崔浩直接促成了此次灭佛运动。 唐武宗会昌时期的崇道毁佛事业也与山东高门的影响有关。会昌二年(842)，分别出自山东高门太原王氏与范阳卢氏的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和广文博士卢就向武宗提出恢复用大祠之礼祀道教的九宫贵神。[12](卷二四《礼仪制》)唐武宗会昌时期，出身于山东高门的李德裕大权独揽，“会昌灭佛”与李德裕有密切关系，宋人陈善认为：“会昌之政，(李)德裕内之，其深信道家之说，恐非但武宗之意。”[13](卷一○)汤用彤先生说：“武宗信道毁佛，卫公(李德裕)亦不喜释氏，宜其毁法至酷烈也。”[14](p47)也认识到李德裕对会昌灭佛的影响。 唐武宗会昌时期的宰相中：李德裕与李绅出自赵郡李氏；崔珙与崔铉出自博陵崔氏；李让夷出自陇西李氏；郑肃出自荥阳郑氏。会昌灭佛自然与山东高门掌控的权力中枢有密切关系，山东高门的家族门风对武宗的灭佛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经世致用的家风 东汉以来，山东士族以儒学世代相传。汉代经学强调经世致用，儒学经典《春秋》、《尚书》亦带上了浓厚的实用功能。六朝时期，玄学兴起，老庄思想盛行。玄学主要影响了江东吴姓士族以及永嘉南渡的侨姓士族，而滞留北朝的山东士族犹能恪守传统礼法。与南朝儒学重视探隐索微，推求义理不同，山东士子赅博坟典，他们将儒学应用到实践中，置于家族和国家的秩序建设，形成了北朝尚功用、重实际的士风。 六朝时期，儒学本身也是作为生活实践之学发展起来的。《魏书》载：“(崔)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10](卷三五《崔浩传》)清河崔浩的家学是北朝山东士族家学的典型。与南朝侨姓士族不同的是，他们“不好老庄之书”；与东汉经学相比，他们更“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清河崔氏家学注重实用，这也是北人“尚实”的传统。 清人赵翼也认识到北学的实用性，他认为北朝经学“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15](p313)将北朝经学称为实学。山东士族家学代表了北朝经学的最高成就，因此，北周武帝灭北齐后首先拜访北齐大儒熊安生，隋文帝平一寰宇后，原北齐统治的山东地区，学者尤多。清人皮锡瑞认为北学胜于南，“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16](p127)肯定了北学尚功用、重实际的传统。至于北学胜南的原因，皮锡瑞理解为北人的纯朴。事实上，北学胜于南学，绝非五胡统治者和庶民之功，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才是支撑北学繁荣的根本。 山东高门以积极入世为主，其所以能从东汉迄有唐绵延数百年而冠冕不绝，与其经世致用的家学门风密切相关。北朝时期，山东高门子弟为了维系宗族力量，不顾夷夏大防而仕于五胡；唐代山东士族为了自身发展，随时俯仰，积极参与科举考试，与寒门庶族子弟在科场上一较高下。这都是山东士族尚功用、重实际家风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