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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封禅者的主观愿望言，这些乐章声诗是献给“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的，直接的“消费”者自然也应当是上天与祖先。可是，上天也好，祖先也罢，当他们成为被敬奉者时，只能“活”在人们的心中。而当这些“产品”以“奏唱”的方式传播出来时，真正的“消费”者则是参加封禅仪式的皇帝、臣僚、司仪、乐工以及广大的“兖州父老”乃至九州人民。这一“消费”的意义大概正是礼乐文学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封禅大典结束，《宋史·礼志》记：“(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四日)癸丑，有司设仗卫、宫悬于坛下，帝服衮冕，御封禅坛上之寿昌殿受朝贺，大赦天下，文武递进官勋，减免赋税、工役各有差，改乾封县曰奉符县，宴百官卿监以上于穆清殿、泰山父老于殿门。”[3](P2533)封禅礼成，宋真宗颁布《登封泰山赦天下制》： 门下：式观邃古，眇觌前王；功成治定之余，时和岁丰之际；三灵孚祐，万寓宅心，则有登封降禅之文，建显垂鸿之礼。无怀而下，间封祀于崇峦；开元以来，旷讲求于徽典；时更五代，运应千年。当圣祖之开基，肇平郊垒；暨神宗之继统，益固邦基。升乔岳以未遑，谓冲人之克构，肆予纂绍，每务精勤，期经画于永图，庶奉成于先志，顾惟寡德，素昧王猷。遵奕世之贻谋，承庆灵之及远。属以五兵销偃，四海澄清，良民洽归厚之风，嘉谷茂重华之岁，荷鸿符之昭锡，示天历以无疆，允叶昌期。寔繁灵眷，威蕤绝瑞，觉悟舆情。是用承列圣之垂休，徇众臣之勤请。聿崇大报，躬造神区。文物声名，具陈于法驾；豆笾圭币，悉奉于彝章。紫坛申严配之仪，玉检视封崇之制。谅三神之降鉴，伊百福之潜臻。辑瑞班朝，率从肆觐，省方问俗，用慰来苏。遵王度以无愆，展国容而有耀。既被纷纶之景贶，宜覃涣汗之洪恩。冀与群生，共膺纯嘏。可大赦天下，云云于戏。升中展采，旷古之盛仪；尊祖配天，哲王之鸿范。既周旋而集事，谅中外以咸欢。载省眇躬，获成大礼。猥当殊庆，愈励深衷。思广听于嘉谋，贵同裨于阙政。更赖朝廷勋旧，藩辅亲贤，逮诸文武之臣，共立忠勤之效，式扶昌运，永保丕休。[10](P397) 这篇制之外，仪式之后的“生产”，据《全宋文》辑录，尚有颂3篇、铭2篇、序1篇。 颂者，赞扬、祝愿也。而“铭”，正如《文心雕龙·铭箴》所云：“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6](P193)“铭”是镌刻在器物上用于诫勉或赞颂的文体，宋真宗封禅，同样刻石颂功，发挥了“铭”的功能。宋真宗《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④： 朕闻一区域而恢德教，安品物而致昇平，此邦家之大业也；考茂典而荐至诚，登乔岳而答纯锡，此王者之昭事也。结绳以往，茫茫而莫知；……勒铭山阿，用垂永世。铭曰： 节彼岱岳，岿然东方，庶物伊始，玄感其章。自昔受命，反始穹苍，燔柴于此，七十六王。顾惟寡薄，恭嗣洪猷，乾乾慄慄，虽休勿休。元符昭锡，余庆遐流，群情所迫，盛则爰修。前王丕显，是曰告成，伊予冲眇，无德而名。永怀眷佑，祗答景灵，聿崇严祀，用达精诚。殊祥叠委，宇县奔驰，礼无违者，神实格思。藏封石累，刻字山嵋，蒸民永泰，繁祉常垂。[11](PP.205-207) 登泰山封禅是“一区域而恢德教，安品物而致升平”的国家大业，值得“勒铭山阿，用垂永世”。强化道德教化，致力天下太平，是举行封禅的最终目标。所以治国者必须考证典章、法则，表白至诚心愿，登泰山祭祀，贡献丰厚祭品。这篇“铭”与晏殊《东封圣制颂序》提到的“赞”：《九天司命》、《青帝广生》、《天齐王》、《灵源》、《昭烈》、《武成》、《文宪王》，均“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这些“赞”作“仙毫炳蔚，鸿笔辉润，风云动色，造化为工”，有广泛而深远的大众传播意义，可谓千古流芳。这一意义，晏殊《东封圣制颂序》中表现得十分清晰： 皇帝御极之十二载，受灵贶，对休命。龙鸾丽藻，封勒于宝文；黼黻作绘，彰施于翠琰。日中丽乎王字，天下布乎尧言，真圣明之述作也。有司稽铭岳之典，讲勒成之旧，寅威宝命，丕显祖烈，于是有《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神灵之府，肇建福庭，发生之宇，增閟严祀，于是有《九天司命》、《青帝广生》之赞。鲁瞻为群岳之长，禹迹播千里之润，加隆徽号，彰明视秩，于是有《天齐王》、《灵源》之赞。旌霸王之辅，畴制作之功，于是有《昭烈》、《武成》、《文宪王》之赞。怀柔百神，登秩群望，于是有《玉女泉石像》之记。几深极乎《系》、《象》，训诰示乎轨范。垂之日月，以宣景耀；刻于金石，以为表经。矧复仙毫炳蔚，鸿笔辉润，风云动色，造化为工。温珉华玉，镂若飞之翰；石壁金记，垂不朽之制。所谓躬列辟之能事矣。古者縢书秘语，纪号专美，而陛下顺命昭孝；古者金縢玉策，迎年探寿，而陛下祈福庇民。彼西弇纪名，之罘刻颂，风声逖听，不其恧欤 《登封泰山赦天下制》一颁布，随之颂声“喧嗔”。今可考明作时作者的如王钦若《禅社首坛颂》、王旦《大宋封祀坛颂》、陈尧叟《大宋封禅朝觐坛颂》，无不强调“于穆我宋，受天明命。烈祖造邦，神宗继圣”[12](第9册，PP.165-166)、“增高益厚，王者上仪。制礼作乐，莫大于斯”[12](第8册，P261)的文化意蕴。“天地之文，著明含章，炳焕于庶物；礼乐之用，象功崇德，昭格于至神。”[12](第8册，P255)“登封降禅，告成功兮。报本反始，为民祈福。”[12](第9册，P345)“铭”与“颂”的“消费”过程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在文学“消费”过程中，作为文学“消费”主体的广大百姓会不断增强对礼乐文化的认同感。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渗透着礼乐文化的基因，自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与乐的关系以国家制度规范化，开创了后世礼乐文化路径。儒家主张通过礼乐来对人实行温和的教化，使之安居乐业，从而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这一治国理念在古代社会也被历代统治者所坚持并不断发展。“乐”之所以能成为教化的工具，就是因为其形式喜闻乐见，而且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次，文学“消费”的进行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密切了礼仪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封禅之文学“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持续性，以及所产生的“正能量”，成为后世追忆和效法的榜样。晁端礼(1046—1113)出生在真宗封禅四十年之后，但他所填的《鹧鸪天》和《沁园春》(《寿星明》)词，俨然有身临其境之感和无比自豪之叹： 鹧鸪天 万国梯航贺太平，天人协赞甚分明。两阶羽舞三苗格，九鼎神金一铸成。 仙鹤唳，玉芝生，包茅三脊已充庭。翠华脉脉东封事，日观云深万仞青。[13](第1册，P438) 寿星明 露湿晴花，散红香清影，建章宫殿。玉宇风来，银河云敛，天外老人星现。向晓千官入，称庆山呼鳌抃。凤髓香飘，龙墀翡翠，帘栊高卷。 朝罢仗卫再整，肃鸣鞘，又向瑶池高宴。海宇承平，君臣相悦，乐奏徵招初遍。治极将何报，检玉泥金封禅。见说山中居民，待看雕辇。[13](第1册，P438) 这两首词均对封禅有所表现，词中既出现了“仙鹤”、“玉芝”、“包茅”、“三脊”等与封禅相关之物，又出现了“检玉泥金封禅”之事。《鹧鸪天》是晁端礼创作的歌咏太平盛世的一组词，这组词前有小序：“晏叔原近作《鹧鸪天》曲，歌咏太平，辄拟为十篇。野人久去辇毂，不得目睹盛事，姑诵所闻万一而已。”[13](第1册，P437)《寿星明》是祝寿词，词中也将“检玉泥金封禅”之事作为“治极而报”的标志。《宋史·乐志》录有《章惠皇太后神主赴西京导引一首》：“祥符盛际，二鄙正休兵。瑞应满寰瀛。东封西祀鸣銮辂，从幸见升平。仙游一去上三清。庙食享隆名。寝园松柏秋风起，箫吹想平生。”[3](P3313)章惠皇太后是真宗的妃子，也是仁宗之生母，宋真宗东封西祀，杨妃皆随从。挽歌中仍以封禅盛况作为对章惠皇太后的最高纪念。由此可见，封禅作为仪式，只是一个场景的再现，但它的举行以及“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却深入人心，传播广远，起到的正是树立“风范”的作用。 就以上封禅前、封禅中、封禅后之“生产”考察，“生产者”均为朝廷要官，而引人注目的是，封禅礼成，这些“生产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擢升，比如钱惟演，“(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献《祥符颂》，上嘉之。甲申，擢司封郎中、知制诰。”[14](P1523)晁迥，“举进士，为大理评事，历知岳州录事参军，改将作监丞，稍迁殿中丞。……封泰山，祀汾阴，同太常详定仪注，累迁尚书工部侍郎。”[3](PP.10085-10086)李宗谔，“素晓音律，遂加审定，奏斥谬滥者五十人。……大中祥符初，从封泰山，改工部郎中。”[3](PP.9141-9142)钱易，“景德中，举贤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秘书丞、通判信州。东封泰山，献《殊祥录》，改太常博士、直集贤院。”[3](P10344)王钦若，“封禅礼成，迁礼部尚书，命作《社首颂》，迁户部尚书。”[3](P9561)王旦，“大中祥符初，为天书仪仗使，从封泰山，为大礼使，进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受诏撰《封祀坛颂》，加兵部尚书。”[3](P9545)这些“生产者”，均为股肱之臣，肩负制礼作乐而成就国家文化建设之重任，遇此两百多年未举行的国家大典，争相创作，形成“批量生产”，“景象”实在壮观。因此，从封禅文学的“生产”过程来看，生产者的“生产”是将礼乐文化特质投射到作品的过程，消费者的“消费”是将礼乐文化汲取和体认的过程，正是在这些祭祀大典的引导下，正是在这些祭祀大典的观赏中，礼乐文化之移风易俗的作用悄然产生，浸润人心，滋养人身。与此同时，也影响和左右着文化的发展与文学的演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