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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如果缺少唐蕃关系视野，对唐代某些边塞诗往往会造成误读，甚至在唐代边塞诗的整体认知上也会有失片面。盛唐西北边塞诗植根于玄宗朝唐与吐蕃的持续角力。西北边塞诗中流露出的各种情绪、表达出的各种看法，需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现实、历史与个体功名诉求等多个方面加以审视，探求其成因。西北边塞诗的和平描写成分说明和平始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平的缔造与维护也能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起到关键作用。 关 键 词：西北边塞诗/吐蕃/历史唯物主义/丝绸之路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项目批准号：11BZW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树森，男，安徽合肥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合肥 230051 唐代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纷繁复杂的唐代民族关系，尤以唐与高原吐蕃政权的战和往来延时至久、涉及至广、影响至深。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唐蕃关系史中，双方既建立起舅甥和谐的亲戚关系，也留下刀兵相见的血泪记忆。特别是在唐玄宗执政的四十年间，双方关系持续动荡，构成了当时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而在文学史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类被后人冠以“盛唐边塞诗”之名的诗歌类型发展到了顶峰，涌现出了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等一系列以边塞诗著称的名家；李白、王维与杜甫等大诗人也创作出一流的边塞诗作。这种并非巧合的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同时性自然值得深思。盛唐边塞诗与当时的唐蕃关系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边塞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情绪、观点与倾向性，究竟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心理?对于边疆战争的刻画甚至暴露，是否真的构成边塞诗书写的主体?凡此种种，都需要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结合总体的时代社会环境，加以有针对性的梳理。 一、盛唐西北边塞诗多以唐蕃战事为背景 边塞诗创作必然要产生于实际的边疆战事之中，将唐代边塞诗与前代征戍题材作品相隔开，有无具体的指示对象，是一个基本判断标准。由于唐代中原王朝与周边诸族之间确曾发生过不同规模的边疆战争，因此绝大多数唐代边塞诗，都应存在具体本事。盛唐高适的《燕歌行》《蓟门五首》、祖咏的《望蓟门》、崔颢的《雁门胡人歌》《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等名作，就是以玄宗朝发生在东北的战事为创作背景，可称之为东北边塞诗①。与此同时，包括李白《战城南》《关山月》《白马篇》《从军行》以及《古风》其六、其十四、其三十四等，王昌龄《塞下曲四首》《从军行七首》，王维《燕支行》以及杜甫《前出塞九首》等名作在内的另外一些边塞诗，其本事为何，是有具体所指，还是属于更大范围内对民族恩怨的概括描写?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李杜二集，不同注本对于同一诗歌的题解，经常分歧很大。 在排比相关历史及文学材料后，笔者认为，根据边塞诗所涉及的总体地理方位的不同，盛唐边塞诗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类可与东北边塞诗相对应的西北边塞诗系列，上引李白以下诸首边塞诗，多属此类。盛唐西北边塞诗地理与民族指向明显，主要是以玄宗开元中后期至安史之乱爆发这近三十年(727—755)间发生在西北的唐与吐蕃的战和纠葛为背景。这既符合玄宗朝边疆形势的实际，也可从盛唐主要边塞诗人的创作经历中寻找到对应。 唐蕃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始通消息，特别是由太宗朝文成公主、中宗朝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所确立的舅甥关系，影响深远。但经过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大非川之役，唐蕃矛盾逐渐加深。由于吐谷浑覆国，唐蕃之间的重要战略缓冲不复存在，吐蕃可以直接耀兵青海。从武后朝起，吐蕃与此时复兴的北突厥，就并为唐西、北边境所面对的两大主要边患，而且相对于日渐衰落的突厥来说，吐蕃正在加速进入其强盛期，对于唐的边防安全威胁更大。 在玄宗统治的最初十年，由于突厥这一宿敌仍然存在，并且无论是与受其驱使的东北奚与契丹等族，还是与吐蕃及西域诸族，都有可能形成联合而犯的态势。唐玄宗即位之后，首先仍将注意力集中于突厥，数次组织北伐，终于在开元四年(716)斩杀突厥默啜，根除了这一为害唐北疆安全数十年之久的大患，其后的毗伽可汗时期，虽然局势仍出现过几次反复，但总体上来看，突厥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开元十三年玄宗封禅之后，和平友好状态下的绢马贸易开始逐渐占据唐与突厥关系的主流，刻于开元二十年而至今仍矗立在蒙古草原的《阙特勤碑》就是其体现②。这种关系直至后来突厥在大漠南北的势力范围渐为回纥所代替后，仍在维持并发扬光大。这说明在玄宗朝四十三年的边疆问题中，突厥因素的存在，充其量只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吐蕃与唐的交恶，则经历了一个逐步加剧的过程。开元初年吐蕃对唐多次表现出的无礼、悖慢与狡诈，固然令玄宗不快③，而且此后双方也的确“连兵十余年”，致使“甘、凉、河、鄯，不胜其弊”(张说语)，但总的来看，吐蕃的进犯，破坏尚小，唐对吐蕃的策略仍是恩威并用，立足于和。 从开元十五年起，彻底铲除吐蕃之患的意念终于占据唐玄宗思想的主导地位，唐对吐蕃开始形成了举国征讨的体制。先是开元十五年在王君奂于青海大胜吐蕃之后，玄宗没有采纳张说“听其(按，指吐蕃)款服，以纾边人”的建议，反而大赏王氏，并批准其“深入讨之”的请求，史载“上由是益事边功”④。这种君主意志的巨大转变必然在根本上左右此后唐蕃关系的基本走向。继而开元二十八年金城公主病逝，唐玄宗断然拒绝吐蕃再次和亲之请，这意味着延续近百年的唐蕃舅甥关系，此时已不能再成为影响唐策略制定无法罔顾的约束性因素。最后，天宝元年(742)，玄宗大幅度调整边防部署，将大批军队压至唐蕃边境，河西、陇右、剑南三节度的兵力合计十七万九千人，若再加上互为犄角的安西、北庭、朔方三节度，则总兵力达二十八万八千人，占当时镇兵总数的近60％⑤，为唐全面反攻吐蕃作了军事上的重要准备。至此，唐蕃矛盾终于上升为最首要民族矛盾，直至安史之乱爆发。 唐蕃矛盾激化的三十年里，众多唐朝诗人都曾亲临西北边疆前线或亲历有关唐蕃战事，王维、高适、岑参都曾于开元或天宝年间进入河陇前线，三人绝大多数边塞诗所依之背景为唐蕃战事可无疑议。杜甫的《兵车行》《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寄高三十五书记》等诗，仅从诗题或诗文中的相关描写就可判断是围绕天宝末年唐与吐蕃在河陇所发生的战事而展开的，其《前出塞九首》，纵然更显超脱，所依托的也是唐蕃矛盾下的时代社会心理背景。王之涣(688—742)虽然年辈稍长，但依据薛用弱《集异记》中“旗亭画壁”的故事，他与高适、王昌龄等人交善，《凉州词二首》显系针对吐蕃而作。至于其他表面上没有明确指示对象的边塞诗作，则只需考察作者登上诗坛的时间上限，即可明了其本事。如前所述，唐蕃矛盾彻底激化始于开元十五年，而盛唐主要边塞诗人中，储光羲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王昌龄开元十五年登进士第，常建开元十五年登进士第，陶翰开元十八年登进士第，李颀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李白开元十三年方才扁舟出峡⑥，此后又经历了一段酒隐安陆的岁月，因此其诗歌创作真正的丰收期应迟至开元中期以后，此外，像刘长卿、颜真卿、杜等有过西北边塞诗创作的盛唐诗人，基本上也都于开元中后期登第入仕，也进入诗坛。当时，突厥已经退出地区角逐的舞台，回纥、南诏等后起民族尚未形成足够声势。唐的主要边患就是吐蕃，诗人的边塞诗创作自然不会偏离这一社会热点。 盛唐西北边塞诗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很多作品，从表面来看，与吐蕃并无直接的关系，如岑参从军西域时的诗歌创作中所提及的轮台、热海等地名，均与吐蕃本土相距甚远，叶河蕃王、播仙等民族显然也与吐蕃非出一源。如此看来，则岑参的西域诗，并无多少涉及唐蕃矛盾的内容。然而如果我们深究唐与吐蕃的关系史，就会发现，唐蕃相争，其范围并不局限于河陇剑南等唐朝内部州县，原由唐安西、北庭两都护府所经营的羁縻府州，也是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为了控制西域部族，吐蕃采取了包括和亲在内的各种办法，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载云： 及至龙年(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740年) 夏，赞普牙帐驻于册不那之昂木林。嫁王姐墀玛类与小勃律王为妻。⑦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七月”条对此事亦有追述：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⑧ 不仅可以印证藏文文献，而且还表明吐蕃对西域控制之深。天宝中期以后，随着对唐河陇边境进攻的受挫，吐蕃更将其相当注意力转移至西域，支持受其控制的西域诸族反抗唐的统治，迫使唐派重兵至此镇抚以稳定西域局势。因此，玄宗朝唐在西域展开的各种军事行动，背后或多或少都缘于吐蕃在发挥影响。离开吐蕃这一关键因素，来谈当时的西域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岑参边塞诗，无疑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又如，盛唐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五：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这是最负盛名的几首盛唐边塞诗之一，然而此诗最后一句提到的“吐谷浑”却颇为费解，因为早在唐高宗朝，原先的青海霸主吐谷浑即已被吐蕃灭亡，吐谷浑故地全为吐蕃所占据，为什么在盛唐边塞诗中，“吐谷浑”又重新出现?当代研究边塞诗者众，对此却大多认为是一种泛指或代指⑨。然而，检讨相关汉藏文史料就会发现，所谓吐谷浑的覆国，只是指慕容氏政权被推翻，并不意味着吐谷浑民族的消失。实际上在高宗咸亨元年被吐蕃征服之后，吐谷浑一直作为吐蕃别部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受到后者的统一领导，吐蕃经常派人往吐谷浑征大料集(即征发户丁、粮草、劳役等)，特别是吐蕃对外战争中，吐谷浑常常充当马前卒的角色⑩。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 及至狗年(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年) 冬，牙帐驻于扎玛之翁布园，于“岛儿”集会议盟，征集吐谷浑之青壮兵丁。(11) 在唐蕃战争中，同样经常可见吐谷浑的身影。如《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十一”： 王难得……(天宝)七载，从哥舒翰击吐蕃于积石军，擒吐浑(笔者按，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颊藏，累拜左卫大将军，充关西游奕使。(12) 同书同卷又载云： 王忠嗣为左威卫郎将，专知行军司马。开元二十一年秋，吐蕃大入，忠嗣以所部策马而前，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忠嗣以功最，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天宝中，累迁河东、朔方节度使，频战青海积石，皆大尅捷，又伐吐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13) 将这些史料与王昌龄诗对读，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诗中所描写的“已报生擒吐谷浑”，完全可以实有其事(甚至就是以王忠嗣讨伐吐谷浑之役大获全胜为背景)，无需作泛指或代指解。第二，吐谷浑之所以要与唐发生争战，归根结底是受吐蕃驱使与胁迫，并非主动而为(14)。也就是说，此诗所写之战争，本质上还是属于唐蕃两强之间的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