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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塞诗中的和平描写与成因 边塞诗产生于民族战争的背景之下，其内容似亦主要描写战争，然而在盛唐边塞诗中，却有不少作品主在写和平景致。如前述崔颢的《雁门胡人歌》，展现的就是一幅东北边疆战事稍歇之时，部族健儿忙里偷闲酒家买醉的静睦图卷。而在西北边塞诗中，类似描写更加普遍。王维、高适、岑参三位亲临边塞的诗人，即有很多诗章描写和平状态下的西北地域风情。兹各引一诗为例： 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 ——王维《凉州郊外游望》 化塔圪中起，孤高宜上跻。铁冠雄赏眺，金界宠招携。空色在轩户，边声连鼓声。天寒万里北，地豁九州西。清兴揖才彦，峻风和端倪，始知阳春后，俱物皆筌蹄。 ——高适《和窦侍御登凉州七级浮图之作》 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 ——岑参《奉陪封大夫宴》 上引三诗，创作地点、环境或描写内容都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察觉不到有任何硝烟之味，若非诗中点明地域为边疆，甚至“难以”将其归入传统边塞诗。那么何以王维、岑参、高适等人笔下会呈现如此的和平景致?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来寻求成因，所谓时间，就是要明了这些诗人身处边塞时，边疆形势是紧张还是缓和?而所谓空间，就是要弄清，诗人们居留之地，究竟有无直接面对烽火之可能。 首先来看时间因素。林庚先生曾指出，唐自贞观年间破东突厥及吐谷浑之后，“边塞上的形势就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到了开元年间就更为缓和”(21)。先生所论无疑是高屋建瓴的正确判断，但这只是就总体形势而言，实际上，开元以及天宝年间，唐蕃之间多大战，只不过真正高烈度的杀伐征战毕竟只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唐蕃两强，在更多时候还是维持着一种剑拔弩张、高度戒备之下的有限和平状态，而王维、岑参、高适等有代表性的前往西北前线之时，都正值边疆上难得的乂安之际。 王维于开元二十五年夏以监察御史职出使河西，后又任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判官。次年五月，崔希逸调任河南尹，王维随后也离幕东归。在河西节度治所凉州生活了一年，作有《使至塞上》《出塞作》《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双黄鹄歌送别》《送崔三往密州觐省》以及《从军行》《陇西行》《陇头吟》《老将行》诸诗(22)。其中，《使至塞上》以下四诗所写均为和平景象。特别是《出塞作》《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三诗具有非常浓郁的西北地域风情。而王维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诗章，根本上还是因为到他此次出使河西为止，唐蕃双方已经维持了将近八年的有限和平。 如前所述，以开元十五年玄宗批准王君奂继续用兵西北计划为标志，唐蕃双方的攻守态势发生重要逆转，在此后的两年，唐方屡屡主动进攻，尤其是开元十七年信安王李祎收复被吐蕃占据的重要据点青海石堡城，“拓境千余里”(23)，使吐蕃的东向进攻受到了极大遏制，也对吐蕃本境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缓和局面，从开元十八年起，吐蕃接连向唐遣使求和，此时仍在吐蕃政局中有重要影响的金城公主也多次致信唐玄宗，请求罢兵修好。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开元二十一年七月，吐蕃宰相论纥野赞等出使唐朝，论氏此行带有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致唐玄宗的两封信函。其中，赞普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且汉与吐蕃，俱是大国，又复先来宿亲，自合同和，天下苍生，悉皆快活，赞扬威德，当无尽期，及至久长，亦无改变。恐彼此边界，黎庶不长委和，虑有恶人，妄生乱意。请彼此差使相监，从沙洲已来，洮州已来，分明报告，使无疑虑，即将永定(24)。 不仅重申了唐蕃和协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建议双方各自约束边境军民，“差使相监”，不再生事。对于吐蕃释放出的善意，玄宗当时尚能积极回应：议界、赐书……一时间竟然使者相望于道路。在此背景下，沿边地区获得了宝贵的和平建设契机，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五年，牛仙客与崔希逸先后担任河西节度使职(25)。二人均属能吏，主持河西边政时，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到王维出使凉州期间，尽管已经发生了崔希逸被迫败盟出兵的转折性事件(26)，但是积七八年之久方才形成的富饶繁盛和睦之局面并未瞬时被颠覆，因而王维才有机缘于此时依然能见及边疆和平，并写下那些富有浓郁地域风情的诗篇。 岑参与高适于天宝后期进入西北边塞。高适天宝十一载赴河西，佐哥舒翰幕四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后方返回长安。而岑参则分别于天宝八载、天宝十三载两度经凉州(武威)赴西域，前一次的目的地是安西高仙芝幕，后一次的目的地是北庭封常清幕。其中，北庭幕期间，岑参迎来了创作高峰。 在高岑两位边塞诗人的西北边塞诗创作中，依然有大量的和平诗章，如高适笔下写了凉州一带的佛寺佛塔，可见西北地区的和平建设。而岑参则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北庭幕府生活的细致刻画上，而他在往返途中经停凉州之时，所留下的有关当地普通民众生活的诗章，更是极富意趣的生活剪影(27)。从数量上看，这部分作品几乎占到了二人同期创作的50％以上。这充分反映了二人在西北边幕的生活是从容适意平和的。而若论其成因，根本上也是因为当时西北边防形势在经历天宝初年的兵戎大举之后，又重新回归到和平安定的状态中。天宝七载哥舒翰再次攻拔石堡城，随后又进一步收复河西九曲、洪济城等地，史载“吐蕃此自遁逃，不复近青海十年”(28)。这显然对于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重要作用。与哥舒翰在河陇前线的积极作为相呼应，曾经几度动荡的西域形势，在夫蒙灵詧、高仙芝、封常清等将领的经营下，此时也趋于缓和。所以岑参在敦煌，会说“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敦煌太守后庭歌》)；而到了西域，他看到的景象又是：“军中日无事，醉舞倾金罍”(《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上将新破胡，西郊绝烟埃”(《登北庭北楼呈幕府诸公》)。天宝八载闰六月，唐玄宗曾因上尊号而下诏大赦，赦中云： 征镇之役，其来自久，虽存素备，谅在变通。顷者用兵，盖非获已。今西戎摧殄，北虏归降，南蛮东夷，咸来稽颡，亦可谓四海无事，万里廓清。…… ——《天宝八载册尊号赦》(29) 两相对照，岑诗所言不虚。天宝中期以后，西北乃至整个唐王朝的边疆形势都趋于稳定，各相关民族一度逐步实现和解。设若不是如此，则高岑不可能有如此平适之心态。岑参《奉陪封大夫宴》诗写边城长官举行宴会，如果强虏依旧虎视眈眈，如果边政无成，那么所谓“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的盛况，是无论如何不会呈现的。 王维、岑参、高适之所以能创作出这些“和平诗章”，另一个必须要注意的因素，就是他们虽然身处西北前线，但所经之处，所任职生活的具体地点均无需直接面对战争烽火。唐代前期，由于河西地区的重要据点多数掌握于唐方手中，而唐与吐蕃的主战场，基本上被限定在陇南、川北与今青海省全境，河西走廊沿线，安全上是有保障的，因而由长安西北行至凉州，再由凉州继续向西，经安西、北庭两都护，重建起与亚欧大陆腹地交通往来的古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是，由于应付吐蕃、稳定边疆形势的战略需要，唐王朝将河西地区视为前线的后勤基地，因而源源不断向当地输送兵员与军需物资，各种围绕边防而进行的必要军政建设，也得以充分展开，这就使西北沿线出现了一批因军事刺激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按，睿宗景云元年(710)，唐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统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设治所于凉州。经过长期经营，到了开元中后期，凉州从频遭吐蕃寇扰的边州变为仓储丰厚、桑麻遍野的西北中心城市。中唐诗人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曾经追忆了唐前期凉州在东西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30)，而在另一位中唐诗人元稹笔下，昔日凉州的繁华已经到了令人艳羡的奢靡程度(31)。将这些诗章与王维、高适、岑参的凉州诗对读，就更加感受到，如果没有凉州的繁荣，那么诗人们笔下是无论如何没有可能出现那样生动细致的和平描写的，因为既没有心境也没有素材。 自贞观年间唐太宗力排众议，灭高昌，并在天山南麓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统治之后，广袤的西域就正式被纳入到唐帝国的版图中，尽管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发展水平落后，而且吐蕃、突厥、突骑施乃至于西边的大食都觊觎于此，经营西域面临很大困难。但唐在西域立足之后，即推行以均田制为中心的各项制度，西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唐王朝与中亚世界交通往来的重要桥头堡。至于以庭州为核心的北庭都护府，其所管辖的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在北庭设置军镇，除了要抚绥本境诸部族外，更重要的是要抵挡住北边突厥与突骑施对西域的侵犯。而到了天宝前期，二蕃的主力均已被消灭，因此北庭局面实际上已经稳定了下来，甚至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伊、西等西域边州在各种来自内地的支援断绝之后，依然坚持了相当长时间，其经济军事实力可见一斑。具体到岑参来说，他虽两赴西域，但是一则此时西域已无大战；二则，尽管其西域诗中也写到了边将远事征讨等事件，但那多是规模与程度都十分有限的局部动乱(事实上，在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要想完全避免这种动乱的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时候的出师远征，甚至都只能被看作是一种常规的军事演练。况且他本人基本上生活在后方，并没有多少机会亲历烽火，在西域特别是第二次佐封常清幕中，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并未从事多少实际庶务，这些条件叠加累积，终于形成了岑参边塞诗中较少杀伐之气，而更多西域奇异风情的风格及内容特色。正因为此，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中才会说盛唐边塞诗实乃“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充满着豪迈精神的边防歌”(32)。 而王维、高适与岑参，无疑是和平最倾心的歌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