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正是在苏联把高尔基看成是“世界上空前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作家”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坛也出现了把鲁迅比成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并迅速成为文化人的共识。连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都曾经提及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被一些中国人称作中国的‘高尔基’，但是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中国的伏尔泰。”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或许是更高的评价也未可知，但显然，文坛更认同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命名。而鲁迅和高尔基在同一年去世，更为两个作家之间的类比增加了一种必然性。1936年的《中国文艺年鉴》即给鲁迅和高尔基各做了一个“哀悼特辑”，两个人篇幅也相差无几。 而在文坛把鲁迅塑造成中国的高尔基的过程中，瞿秋白把两个伟人相类比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这就是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中所完成的历史性的使命。在序言开头，瞿秋白引用了卢纳察尔斯基的话： 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的笑骂：“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对于这种嘲笑，革命文学家只有一个回答： 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它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15) 这番话出自瞿秋白译《高尔基创作选集》中的原序，即卢纳察尔斯基写的《作家与政治家》一文。原文称：“高尔基是一个政治家的作家，他是这个世界上空前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作家。这就因为在世界上以前不曾有过这样巨大的政治，所以这样的政治一定要产生巨大的文学。”(16) 瞿秋白也正是在“政治家的作家”的意义上理解鲁迅的。在这篇近两万言的序言中，把鲁迅与高尔基进行类比是瞿秋白写作中一大关键的策略，堪称具有战略性的眼光：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s)，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瞿秋白的具体论述策略一方面强调的是鲁迅、高尔基二人都从事“社会论文”的写作，创作的是战斗的“阜利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相关性，则是在“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这共同的大前提下，运用类比修辞的方式把鲁迅确立为中国的高尔基。 也许，当瞿秋白把鲁迅推到中国文学和政治舞台的前台高光处，推出一个中国的高尔基的同时，潜意识里自己充当的正是卢纳察尔斯基的角色——瞿秋白也的确无愧为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 而当瞿秋白把鲁迅推到一个堪与高尔基比肩的高度的同期，鲁迅对高尔基的推重与理解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外国作家中，或许鲁迅对高尔基最有惺惺相惜的伙伴般的亲近感。鲁迅1933年5月9日写信给邹韬奋说：“今天在《生活》周刊广告上，知道先生已做成《高尔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我以为如果能有插图，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像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像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以奉借制版。制定后，用的是那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17)字里行间可以见出鲁迅对高尔基的热情。而在鲁迅《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为自己翻译的《俄罗斯的童话》写的小引以及自己亲自写的《俄罗斯的童话》广告语(18)等文字中，更可以见出鲁迅对高尔基的知音般的理解和洞见。 与斯大林试图塑造的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化符号色彩的高尔基不同，鲁迅在《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中强调的高尔基是一个“‘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是“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19)。这与田汉所说高尔基是“广大被压迫民众的‘灵魂的工程师’”(20)意思是相似的，但是鲁迅的表述中更有亲切之感，像述说一个战友或者同伴。或许鲁迅在高尔基的身上也见出了自己的影子，比如鲁迅这样评价高尔基著作的命运：“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或许鲁迅自己30年代的杂文转向的一个内在的原因，正蕴含在他评价高尔基的这段话中。鲁迅30年代的杂文或许期待的正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由此也期待“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