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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辩证思维 读鲁迅必须具备深度的辩证思维的能力，因为鲁迅的知识储备和生命体验，本就潜伏着深度的辩证思维的特质。他眼光犀利无比，能够见微知著，以小喻大，顺藤摸瓜，察云知雨，剔骨见髓，具有非常深刻的穿透力、批判力、洞察力和预见力，并把这一切凝聚于精粹老到，险峻从容，自成套路，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夫之中。郁达夫如此评说鲁迅的作品：“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15](p.111)因此，不深化研究者自身的辩证思维，就不能逼近鲁迅文字的精髓。 《野草》如碎金闪烁、云锦集萃，聚深邃、神秘与奇异之美于一炉而冶之，乃是鲁迅奉献给中国新文学的一份厚重的礼物，一份如猫头鹰、赤练蛇、发汗药似的令人不是在体量上，而是在形式上拍案惊奇，惊奇之余又留下一点不安的生命哲学之结晶物。哲学与诗在这里缔缘，《野草》全书凝聚了鲁迅对世界、对人生、对生命的独特的哲学和审美的感觉，具有沉郁深邃的隐喻性。章衣萍曾表白：“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太庙杂谈(五)》)。许寿裳也说：“《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16](p.76)如《死火》，如《好的故事》，如《失掉的好地狱》，如《墓碣文》，如《死后》，堪称《野草》中“奇文之奇文”，为仅见之形式，剖滴血之生命，想入非非，揪肝裂肺。而《立论》也许是《野草》中至为浅白的文字，但这浅白中隐藏着深不见底的叙事陷阱。它是如此浅白：“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这里给老师画了这样的“眼睛”，“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活灵活现地勾描出一位圆滑世故的老夫子神态。不应疏忽这一点，以下的故事的叙述者是他，而非鲁迅。是这位老夫子在说：一家生了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向客人讨个“好兆头”。因而说孩子将来“发财”的，得到感谢；说孩子将来“做官”的，受到“恭维”；而说孩子将来“要死”的，落得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这似乎就像老夫子判断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令人感到谎话讨好，真话招灾，真话、谎话遭遇不同的命运。 然而，不要忘记叙述者是圆滑世故的老夫子。以上所说只是一个铺垫，最要害的地方是结尾：“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老师回答：“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e!he，he he he he!’”这真是一个老滑头的处世术。这种懦夫哲学和“乡愿”态度不敢直面现实，处于既是“瞒和骗”，又非“瞒和骗”的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可以遁世自保，也足以藏污纳垢，实际上体现着独立人格的萎缩，是鲁迅所鄙视的。吊诡的问题在于，《立论》既然写祝贺生子满月，汤饼宴吃长寿面的意思就是希望孩子长命百岁。因而在这种场合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是一种莫大的冒犯，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滑头的老夫子所说的“说必然”或“说真话”。人有生必有死，这是常识中的常识，不计场合地叨念这种套话，除了证明他“敢抡”之外，还有什么深意可以发人深省?切不可把“说真话”肤浅化、便宜化了。《立论》倒是隐含着一个深层的问题：真话该怎么说?随之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何形成真话，而不拘执自以为是的一孔之见为真话?在各种场合采取何种方式才能使真话打动听者的良知，甚至心悦诚服?遇到专制体制或愚蠢的长官权威时，如何理直气壮、甚至大义凛然地坚持说真话，却又在可能的条件下化解蛮横的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一个人而言，说真话是人格的体现；对于国家而言，鼓励说真话，善于接纳真话，是开明之举，前途所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写《立论》半个月后，鲁迅对说真话恐惧症进行针砭，作《论睁了眼看》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17](p.198)由于真理的严峻品格和谎言的投合功能，使得不愿违心说谎者只好以沉默来应对或借空言以备敷衍，这是令人感慨不已、忧患难释的局面了。 照样存在着叙事陷阱的，是同样明白如话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是一篇关于社会人格类型的寓言，需要以深化了辩证思维进行体悟。在这篇寓言中，奴才寻人诉苦还算不得奴才，受抚慰而安于非人生活就有奴才味了；一旦把那些要改革其现状者视为“强盗”，并以驱逐“强盗”受到夸奖为荣，便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聪明人”是认同和维持现存秩序的，即便听人诉述猪狗不如的生活，也只是表示同情而抚慰之，劝他相信将来“总会好起来”的命运。他不想反抗将人变成奴隶的社会制度，只是设计了一个未来的“黄金时代”，要人永远甘当“服役的机器”。至于“傻子”，他是现实的、激进的改革者，当他听到奴才流泪诉苦时说：“我住的简直比猪窝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子……”[18](p.55)傻子为此就对人世不平义形于色，并且动手实行，给那间象征现存社会秩序的又阴又湿的猪窝不如的“破小屋”打开一个窗洞。 读寓言，应该有一种读寓言法。本篇短小精悍，明白晓畅，意味隽永，不可能把所有的思想囊括无遗。比如这位傻子是否就算理想的战士?中国知识者自来有社会拯救意识，匹夫有责，舍我其谁。但如何拯救，却不是傻子拿起石头砸泥墙那么简单，他为何不去考察一下奴才们的主人的势力，不去考察一下聪明人论调的影响，更其甚者，他为何不对诉苦的奴才及其同类的精神状态，及动员组织起来的可能进行了解，并采取启蒙救济的办法，而是不顾条件和时机地蛮干呢?因此，《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为我们做出了出色的社会人物类型的解剖，同时也提供了改造国民心理，有效地反抗绝望、超越绝望的命题。研究者辩证思维的深浅，直接影响了对这个命题理解的深浅程度。 鲁迅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自小接触经史和孝文化，以激进的文化改革者眼光，反思童年接受的“二十四孝”故事所投下的心灵阴影，百感交集，禁不住要“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一文，是反思中国家族文化中占有先机的伦常道德教育的。对于如此文字，没有深刻的辩证思维，是读不透彻的。孝关联着人类血缘伦理情感，是人类降生后接触到的第一情感，对于维护家庭温情、社会和谐，具有原本性的合理价值。因而《论语》中孔子多言孝，《孝经》称孝为“德之本”，在进一步泛化中，历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这就使得伦理情感初始处生长出来的道德，成为中国文化中一条粗壮的根。但是孝的绝对化和政治化，也使源自人的天性的这条嫰根，沾上许多背离自然人性的污泥。 童年鲁迅读《二十四孝图》的第一感觉，是做孝子难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压力。鲁迅的辩证思想相当精到，在他的感觉中，二十四孝可以区分类别，估量清理，分别对待的：一类自然也可勉力仿效，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桔’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对此类孝行，语含嘲讽，毕竟还是轻松、幽默的。 另一类是大可疑惑的：“‘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疑惑是成规的旧梦中理性的苏醒，是开始睁开眼睛打量世道人心的合理性。 第三类是“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他从前者感觉到诈伪和滑稽。一个七十老翁躺倒在老父母面前，摇着拨浪鼓逗父母开心。说明文字是老莱子“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鲁迅批评“诈跌”说，“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反感是一种情感理性，“反者道之动”，它要突破陈规，另开新路[19](pp.23-26)。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鲁迅虽然置身五四反传统思潮，没有从正面讨论孝，在父子伦理关系上注重“儿童本位”的人性培植和提升，这是从进化的人类学的角度立论的；但他并不一般地排斥孝，而是对之注入历史理性的分析，反对孝的极端化而趋于“愚蠢”和“残忍”，以致斫伤天然人性。而且二十四孝中他只举出七例，其余包括儒学推崇的舜帝“孝感动天”、闵子骞“芦衣顺母”，他都没有持异议。他并不是如黑旋风般手持板斧排头砍杀文化血脉的江湖好汉，绝非守旧派无端指责的“覆孔孟、铲伦常”，而是反对以所谓“天理”灭绝“人欲”，主张“拿来”老宅子的存货时，需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对此，还可以鲁迅日常行为相对照。鲁迅嘲讽《二十四孝图》中某些愚与妄、甚尔有些残酷的“孝行”，自己却以幼小之躯，三年间不避寒暑地承担着为重病的父亲延医求药的责任。父亲亡故后，对于毅然坚韧持家、爽朗待人的母亲鲁瑞，鲁迅孝敬有加，甚至默默接受了母亲送给的旧式婚姻“礼物”朱安，又购买通俗小说给母亲打发时光，而且连自己主要的笔名也冠以母姓。可见鲁迅在日常行为上，是尊重孝的伦理情感的，即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也。只有看到鲁迅对孝行的分析性，看到他注重父子关系的“儿童本位”的向前看眼光，而不把鲁迅对二十四孝的疑惑反感无限地放大为全面非孝，才能在深刻的辩证思维上，使鲁迅的精神遗产不至于因五四退潮而褪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