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还原鲁迅生命 文化血脉联系着敏锐的个体生命。没有文化血脉的个体生命，是游魂；没有个体生命的文化血脉，是僵尸。文化血脉赋予个体生命浑厚的意义，个体生命也给文化血脉增添鲜活的意义。文化血脉既是既有的存在，又在与人间个体的对话中，变成现实的存在。非常独特的是，鲁迅对鬼世界的描写，折射着他对生与思的深刻体认。 《无常》是鲁迅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为躲避当局通缉，流离于北京德国医院杂物库房中所作。也许是感染了社会残酷、库房黯淡的鬼气息吧，这篇奇文，开拓了人鬼杂糅的“忧患狂欢”和阴郁幽默的美学方式，高扬着一面写鬼事也见人情的雪白的艺术风帆。鲁迅对文化血脉的探寻，于此潜入民间。令人感慨的是，生死观这道坎子连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都被绊倒了，平民百姓却跨越得轻轻松松，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鲁迅对无常的叙述，蕴含着中国民间平凡众生开心逗乐的生死观。人生多苦多难，世路坎坷不平，生命无声无臭，在辛苦黯淡中打发日子，那么跟无常鬼打个照面、开个玩笑，乐得寻个开心。死了就一了百了，为何不“一见有喜”，难道要哭丧着脸去见阎王?因而“你也来了”，好像无常鬼就是你的前邻后舍，平平常常地相互打个招呼。不是以恐惧心，而是以平常心对待生死，实际上是乡间下等人在强暴者草菅人命的岁月，对苦难的生存来了一个看淡。《老子》七十四章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早年接纳摩罗诗宗，中年讲授志怪、神魔等小说类型，再来反观童年所见的故乡民俗，鲁迅开拓了诗学的一种审美人类学的怪异神秘的维度。从民俗酬神中发现朴素之民的纯白心地、美好丰富的神思。这种审美人类学的美学观独立于当时的启蒙思潮，而从对朴素农人的精神愉悦的深切理解中，开发出神思高扬的审美活力。也就是说，鲁迅心中无鬼，笔下却不乏鬼趣，这就使得他在一个忧患时世，将活无常、死有分、五猖神，连同无常嫂和他们的儿子阿领等等呼唤出来，与民同乐，构成了一种“忧患的狂欢”的美学形态。在审美人类学的戏拟、嘲弄和逆向颠覆中，鲁迅写鬼，却鬼后有人焉，鬼类与人类相互映照，复调地折射了一种以谐趣消解黑暗秩序，以丑怪消解神圣的虚伪，以自己的高帽子拱翻了冠冕堂皇，因而也可以说是独特形态的“美伟强力”的人。 写《无常》8年后，1934年鲁迅又在《门外文谈》中说：“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 渗润着民间智慧的鲁迅的生命趣味，由阴郁的冥间故事中，点化出爽朗的幽默笑声。由此，鲁迅进一步生发：“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12](pp.52-54)“武松打虎”在《水浒传》中，已经属于源自民间说书的英雄传奇；一旦依然流传民间，作为佛教故事“目连救母”的穿插表演，又以农民的幽默，创造出另一种“解构英雄”的民俗狂欢。鲁迅剥离了“目连救母”故事的崇佛言孝，关注民间趣味对佛学故事的介入和改造，进而从民间文化血脉中，开拓了审美人类学的怪异神秘的维度。他以一种国际眼光，赋予在士大夫文人视野以外的乡野民俗以经典地位。他发现源自民间的文化血脉，又以自己个体生命的权威性兼趣味性，升华这种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血脉。 对鲁迅个体生命的体验，不能以生搬硬套外来的知识框架，而泯灭能够从文字透入鲁迅神经的悟性。比如，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不能简单地称扬百草园属于儿童天性的“小传统”，而指责三味书屋却属于扼杀儿童天性的“子曰诗云”的“大传统”。应该悟到，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对于鲁迅生命历程，是相续而互补的两个阶段，它们不是绝对“二元对立”的两个绝缘体。百草园是鲁迅故家的后园，一个普通的菜园。鲁迅推重“野草”，姑以百草名其童年乐园，野趣大于雅趣，异于文人雅士给自家花园所起的“拙政园”“退思园”“豫园”“个园”的雅号。以百草之园来容纳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对于展示自然人性的天真烂漫，是再合适不过了。那里的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椹、鸣蝉、黄蜂，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在泥墙蔓草中，油蛉、蟋蟀、蜈蚣、斑蝥，以及何首乌藤和木莲藤，都掩藏着他孩童岁月的好奇心和痴心的秘密，回忆起来，心头都会窃窃偷笑，笑得心尖儿酸酸的。更有长妈妈的“美女蛇”，令人感到对自然的尚未认知而产生的畏惧感和神秘感。即便是童心、童趣，鲁迅也写得一波三折，具有曲径通幽的纵深度。 随之出现的三味书屋，研究者对它的感受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似乎连鲁迅也留下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13](p.43)评论者看见“最严厉”三个字，往往神经过敏，就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说百草园中的童年鲁迅是如何“幸福”，进了封建教育的学塾后，每日面对晦涩的“之乎者也”，是如何“痛苦”。或者拿出大理论来，说鲁迅的童年有两个世界：“三味书屋”象征四书五经的正统文化，“百草园”象征传奇怪异的奇幻空间。这些阐述都有待商量。实际上，只有百草园、没有三味书屋的鲁迅，是难以想象的，根本无法铸造成思想和文学巨匠的鲁迅。百草园是一种生命体验，三味书屋也是一种生命体验，它们无法相互代替。从百草园走进三味书屋，“迅哥儿”长大了，从他的童年迈出了走向成人的第一步。鲁迅于1892年入三味书屋，在那里求学6年。所谓“三味”，据塾师寿镜吾先生之子寿洙邻讲：“若三味取义，幼时父兄传说，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14]三味书屋的书房，是如此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孔子是缺席受拜的，意味着有点改良气息。“三味”的“三”，意味着多，经、史与诸子百家并列，不止于四书五经。“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对课就超出了经、史、诸子的范围，而指向诗词训练。先生严厉督责孩子们读书，在学生们念得人声鼎沸时，他并非板着脸孔，踱着方步，检查申斥，而是加入这荒腔走调的合唱：“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 ～；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先生念的是清朝武进人刘翰的《李克用置酒涶同赋》，极力渲染唐末沙陀部枭将李克用在宴席上狂舞玉如意，斟满金制的扁形大口酒杯，意气淋漓，忘乎所以的张狂情景，念时却把“玉如意”念作“铁如意”，“倾倒淋漓”念作“颠倒淋漓”，又拉开长调的颤音“呢、噫、嗬”的，摇头晃脑地陶醉于其中。多么可爱的老人，多么难忘的学塾场面，这是旧时学塾中难得一见的奇观。鲁迅回忆起来，眷恋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老师的陶醉态，学生们当作看戏取乐：“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日后说“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是对老师的文学趣味平平的调侃，却是带着温情的微笑的调侃。鲁迅就像他影绘小说绣像一样，活灵活现地影绘出一个老夫子的带点名士派的天真放达的灵魂，真逗，可爱极了。他在回忆“三味书屋”这位博学、严厉、善良的老人中，寻到了几分敬意，几分开心，几分笑影，充满着深深的眷念之情。全文叙写了自己从可以说是“无限乐趣”的“乐园”到全城“称为最严厉的书塾”的人生过程和心灵历程。它给人的启示是：人要成为“成人”，是不能只有百草园的，他也应该有自己的三味书屋，这是鲁迅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告诉我们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