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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疏通文化血脉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文化血脉的根本性了。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4](p.49)他是把思潮和血脉并举，而使之相互对质，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义和国人之自觉。思潮离血脉而浮，血脉离思潮而沉。重思潮而轻血脉的研究，只能是“半鲁迅”的研究，只有思潮、血脉并举，才能还鲁迅应有的“深刻的完全”。即便是研究思潮，也要有血脉研究的底子，才能理解鲁迅为何接受思潮，如何接受思潮，而使思潮转换流向和形态。如鲁迅所言：“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5](p.60)血脉是解释思潮为何及如何“着火”“出声”“共鸣”的内在根据。 鲁迅的文化血脉既深且广，深入历史，广涉民间，令人有无所不涉之感。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鲁迅1907年作《摩罗诗力说》谓：“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6](p.48)他早年似乎要告别屈原，而趋向摩罗诗派“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而《汉文学史纲要》则说：“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7](p.20)由早年的思潮论文，到中年对文化血脉的历史梳理，鲁迅启动了人格体验和审美认知，敬重之情溢于言表。1924年移居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寓室挂有集骚句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崦嵫是神话中日入之山，以之表达时间的紧迫感，鹈鴂即是杜鹃，表达珍惜光阴，争先鸣春的心情。1926年《彷徨》卷首题词却录取屈原《离骚》句：“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在对真理和正义的上天入地的急切求索中，融合着屈原神话般绚烂邈远的时空意识。在别人看到奇幻缤纷之处，鲁迅撷取其精神脉络。他以屈原的求索意志，来充实自己的彷徨处境，其间的文化血脉，丰沛淋漓。 在人们印象中，散文比小说浅，但对于鲁迅那些回忆散文不可作如是观。《朝花夕拾》开篇的《狗·猫·鼠》，就是一篇“深的”回忆散文，文笔纵横，老辣深刻，洋溢着以杂文笔法融合文化血脉和现实批判而提升散文的文化容量的创新旨趣。其中心意象为猫，已是文化想象中的猫了。文化血脉之识别，是渗透于文明的体制和氛围，无论意象之巨细的。猫在中国古代似乎不甚得宠，十二生肖有狗、鼠，无猫。检阅经史诸子，《庄子·秋水》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礼记·郊特牲》又说：“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这些2000年前的战国文献，以猫捕鼠、食鼠，可知猫在那时已驯化为家猫，但猫进入汉代形成的十二生肖行列的运气，还不如被它捕捉吃掉的老鼠。至于鲁迅本篇提到的“猫鬼”，见《北史·独孤信传》，说一老妇于夜间祀猫鬼，杀其人而夺其财，这里的猫已散发着巫婆气息。《新唐书·李义府传》：“时号义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号曰‘人猫’”，“人”与“猫”组词，成了阴险的两面派的形象。 鲁迅写祖母夏夜桂阴摇着芭蕉扇纳凉而讲猫故事，其民俗故事及于妇孺，流脉久远，上溯则可以追踪到宋代诗人陆游。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五有《赠猫》绝句云：“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这对猫的捕鼠功劳相当感激，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述：“猫，都人畜之，捕鼠”；陆游又借猫来吐露家境的贫寒，连累了猫也挨饿受寒。到了《剑南诗稿》卷三十八，又有《嘲畜猫》诗曰：“甚矣翻盆暴，嗟君睡得成。但思鱼餍足，不顾鼠纵横。欲骋衔蝉快，先怜上树轻。朐山在何许，此族最知名。”注云：“俗言猫为虎舅，教虎百为，惟不教上树。又谓海师猫为天下第一。”陆游为山阴(今绍兴)人，与鲁迅算是同乡。鲁迅幼年听到的故事与这里的“俗言”一脉相承，但鲁迅听到的猫是虎师傅，陆游却说是“虎舅”，加了一层亲缘关系。 老祖母摇着芭蕉扇讲故事，却别有滋味：“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象自己的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它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童年获得的知识，是深刻地烙印在记忆细胞的深处的，可能凝聚成影响一个人终生的精神原型。追寻血脉，是为了叩问现实，由民俗传说进入社会批评。鲁迅仇猫，“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8](p.5)他是把猫当作一副媚态，又折磨弱者的人间类型来对待的，他以杂文“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方式，将猫社会化和类型化了。 文化血脉是一个庞大的根系，联系着百物神话，联系着圣贤和历代作家，联系着社会现场，联系着民间风俗。对于社会场境，鲁迅更关注的是“示众”场面，尤为刻骨铭心的是那些围观示众的看客。在日本仙台课间看到的幻灯片上的示众场面，无异于在他背上猛击一掌，促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呐喊·自序》回忆：仙台医专课堂上放映日俄战争的战事画片，“常有同学们拍手喝彩。有一回，画片上竟然绑着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许多中国人，体格强壮，神情麻木”。于是鲁迅“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9](pp.3-4)。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在1923年12月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10](p.133)他对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作为一个文化症结来诊治，思索着解剖和改造国民性，需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示众这种以侮辱犯人的人格而对众人发出警示的刑罚，起源甚早。对历史文献略作梳理就会发现，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记载，上古三代就有了示众：“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在上古，君王以示众的惩罚，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到了明代，示众发展成苦刑。《草木子》记，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这就是鲁迅揭示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11](p.138)了。明清小说记述“枭首示众”之处甚多。《儒林外史》第四回记述高要县早堂，带进来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斥一番，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刮喇”的一声，屙出一抛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又带进一个以50斤牛肉行贿的老师夫，县令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50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得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这种专制的酷刑，制造着奴才，也制造着看客。 对于这些材料，尤其是《儒林外史》的记述，鲁迅是烂熟于心的。但他与文化血脉的对接方式，常常不是顺势而行的，往往眼光独具，翻转一面，另辟新路。他主要不是看示众，而是看对示众的围观，看看客。鲁迅《呐喊》《彷徨》的半数作品，尤其是《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肥皂》《示众》，以及《故事新编》中的《铸剑》，令人感慨不已地留下了憧憧看客的身影。尤其是场景式的小说《示众》专门写看客，行文冷峻，在展示围观“示众”场景，勾勒出形形色色的看客嘴脸。场面热闹非常：“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连犯人“他，犯了什么事啦?……”都没有弄清楚，就围上一层层的人群，“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的老妈子抱着孩子，指点着犯人说：“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好!”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声喝彩。原来是不远处一个一个车夫从车上摔下来，分散大伙的注意力。在这里，场面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在扫描其中的市井看客人物时，作者忧愤弥漫，似乎字里行间都隐埋着深长的叹息，直到结尾人散街空，还足以使读者掩卷怔忡，茫茫然对国民精神状态产生沉郁的玄思。它由示众，反思和解剖了看客，反思和解剖了国民性中的看客心理。 正如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所云：“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却“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看客现象，源自国民性中的病灶，成群聚堆地看热闹，毫无心肝地鉴赏灾难，愚昧麻木而缺乏同情心，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充其量只是寻找一些街头巷尾廉价卖弄叽叽喳喳的材料。也就是说，看客现象形成了笼罩城乡的阴沉、黯淡和无聊的氛围，时时处处酿制着看似无事的悲剧，窒息了革新改造的可能性生机。《明诗别裁》载刘永锡《行路难》，其中有句：“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难!”鲁迅在民族艰危的天荆地棘中，借着对看客现象的剖析，如受伤的野狼发出的“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嗥叫，令人心弦震颤。这是反向连接文化血脉、另辟新径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