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顺贞七言写得雄浑壮阔，关怀时事，与其父“言中有物”，不作“颓唐衰飒语”，如出一辙。因此《诗话》所说“家法”，绝非虚言。而高顺贞之兄高铭鼎之诗，《诗话》云“皆真挚缠绵、抒写性情之作”[2](P406)，《永平诗存》所录七言歌行《吊文鲁斋大令》，歌颂为国捐躯的忠义官员，与其父《哭文鲁斋明府》对读，皆感慨激昂，亦属于诗歌家法传承之一显例。又如《诗话》李清淑条说他“幼承家学，诗词书法俱有高、曾矩矱”[2](P352)，诗歌风韵与白居易、陆游“为近”，与《诗话》论其祖父李掖垣“古近体诗清气往来”，“炼句有法”恰可照应[2](P82)。文学家族代际传承在畿辅东部区域表现十分明显，史梦兰在《诗话》中指出诗人的家族关系，并在扼要的诗艺评点中体现出诗歌“家法”之存在。可以这么说，清代畿辅东部区域诗歌史正是以诗歌家族为支点形成主体框架，从而完成其区域性历时传承和流动过程。 蒋寅认为《止园诗话》“虽简略，然网罗一地文献，载纪一地诗人，诚亦有足多者”，并进而指出：“昌黎李梦花《碣阳诗话》称仿其例，并采其多则，可见此书于北方固有其影响也。”[1](P589)《止园诗话》总体上篇幅不大，而以与《永平诗存》配合为旨归，编撰者史梦兰未必曾想将它单行，但既冠以诗话之名，也就带有了某种独立的品质，可以单独作为一种诗话文本来看待。而且，附于总集中刊行这种诗话的体例，前此已有陶樑《红豆树馆诗话》附于《畿辅诗传》之先例，何况《畿辅诗传》还是《永平诗存》的重要选源和参照。因此，《止园诗话》的编撰是处于同治、光绪间畿辅乡邦文献整理的潮流中，与《畿辅丛书》、《畿辅通志》、《畿辅诗传》等一起为畿辅地方文献的保存和发扬做出了自己的尝试。 地方诗话是“地域诗歌传统建构的重要形式”[6]，《止园诗话》作为畿辅东部的一部地方诗话，史梦兰的编写意图就是要建构永平地域诗歌传统。正如在《永平诗存凡例》所叙，史梦兰希望继承“元遗山《中州集》之遗意”，作《止园诗话》，“要令后世诵其诗者即可仿佛其人”[2](P1)，知人论世，评论诗艺，在畿辅东部地域的范围内梳理出在清代的诗歌传承系统。史梦兰还在《凡例》中说明，永平先哲之作在清代以前数量不多，“寥寥数诗，不能成卷”，而且从行政区划上难以确认诗人里籍，“辽金以上或云籍幽州、籍平州、籍营州、籍昌黎棘城，以古核今，沿革互易。亦不能确指为今永平之地之人”。[2](P1)此说解释编辑永平诗歌总集只限国朝的缘由，但至少也表明史梦兰有全面清理永平地域从《采薇歌》以降的诗歌传统的考虑。 总之，《止园诗话》就是这样一种文本，有鲜明的地域观念，同时试图全面把握畿辅东部区域诗歌，对其结构和动向进行描述，以总结的姿态参与畿辅区域文学传统的建构。对于类似的地方诗话文本，也需要做出这样的观照。在清代诗学中，地域意识已是渗透到诗论家思想深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因素，经常在具体的诗歌批评和诗学论争中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和倾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诗学中的地域观念不单纯是地域文化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它同时也参与了地域文化传统的建构。这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畿辅区域文化和文学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