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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杜运燮80大寿时在接受王伟明的专访时，回答他为何会在抗战时期与战后两度回返中国时总结说：居于求知欲与爱国心。他强调，那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两种重要动力。他又补充说：“我想，这是因为早年华侨多半生活在外国殖民或种族主义统治下，过着寄人篱下‘海外孤儿’被人欺压的艰苦生活。因此特别渴望祖国早日变弱为强，中国人能挺直腰杆，不受外国人的轻视”。(14)他具体地说，他第一次回国是求知欲，希望多读点书，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第二次回国是爱国主义的驱使，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他也向往参加建设新生的祖国。在这些言谈中，他不断地称中国为祖国，而当初回国也是受爱国主义的推动，对于中华的爱与感情是无可置疑的。 无论如何，杜运燮与海外有着无法割舍的微妙关系也是事实，而且不应该与前者产生冲突，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双重甚至多重认同已经越来越普遍并成为常态。杜运燮曾告诉为他整理散文集的小儿子杜海东，用杜海东的文字转述是这样的：“他说他的一生始终与海外分不开，他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他的诗歌创作受海外现代诗创作影响最深，他的散文中大多是写海外风光、华侨历史和受海外诗歌影响的中国现代诗歌问题的，他的诗歌和散文成名作《滇缅公路》《热带三友》也都与海外有着密切的关系。”[3]中国与海外(尤其是南洋)成为杜运燮一生无法割舍的双重经历，成为他创作的双重视角，也让他尝试在创作中结合这两者，并建构了他作品的独特思维与文体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