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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与马华情怀并存 发表于1942年的《滇缅公路》(1942年2月25日)②，虽然不是杜运燮所发表的第一首诗歌③，但普遍上被视为是杜运燮的成名作。他当时仍然在西南联大学习，对滇缅公路修筑工程的完成颇为感动与兴奋，因为这条贯穿了中国最崎岖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对于当时处于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真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啊! 他从20万修路英雄崇高伟岸的奋斗精神切入，表扬他们把生命豁出去的无私奉献，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与忍耐”、“无知而勇敢的牺牲”，铺出了一条“新的路”、“新的希望”、“新的世界”。这条跨越崇山峻岭，修建难度极高的公路，为了运送抗战物资，从1937年底开始动工，于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这消息带给每个中国人极大的鼓舞。 就是他们，冒着饥寒与疟蚊的袭击， (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 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 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 锹镐，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 修路工人的牺牲精神为整体民族带来了自由与解放的可能，因此获得了诗人的高度赞扬。诗中使用“民族”这一词共有三处，另外两处有这样的表述，因为这20万修路大军的勇敢与付出，让“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这浩大的工程是全体中国人的生命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整个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负载”。④ 孩提到青少年时期在马来西亚生活，16岁才到大陆深造的杜运燮，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大陆居住了8年，其中有3年在福州就读教会高中，1937年进入厦门大学理工科就读，1939年在林庚老师的推荐下转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受到当时的著名作家如冯至、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等，以及一些同侪如王佐良、穆旦、郑敏等的启发或影响而积极写诗。《滇缅公路》便是他当时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诗中不只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担忧，同时高度表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抗战精神。 已在祖辈国家居住了8年的他，同时又处于中华民族艰苦抗战的非常时期，很自然地对他的内在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心生崇敬与向往，在他的其他诗中如《草鞋兵》《悼死难的人质》《无名英雄》等表露无遗。1942年他甚至响应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号召，到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军蓝伽训练中心当随军翻译员，想要“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1]2。无论如何，当时的杜运燮一方面对中国的艰苦抗战及中华民族的危难深切同情，但另一方面对曾经养育他16年的马来西亚土地，以及在孩提与青少时代接触过的马来同胞的苦难，同样也是念兹在兹，这可从他同样也是发表在1942年的另一首诗《马来亚》中可窥见。 这首诗写当时马来西亚在日军枪口下的挣扎求存。诗从马来民族的视角切入，讲述了从英殖民者到日侵略者对马来西亚人民的欺凌与蹂躏。这是杜运燮最早写的关于马来西亚的作品，他自己说：“抒发我当时处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铁蹄下的第二故乡的深刻怀念”⑤。 诗人形容“马来人原是天之骄子”，上苍赐给他们“蓊郁富饶的热带土地”，“不必耕，不必流汗，果树满地生/森林里到处有肥美鸟兽等你捕擒”。英国人来了之后，表面上把文明带给马来西亚，让马来人子弟可以“到不列颠去留学”，进入殖民地政府的办公厅谋一份差事，但实际上却是被殖民者欺压与诈骗，“马来人摘椰子给英国人榨油/为白种人做苦工，被踢、骂”。“榨油”这意象用得好，语带双关，可以是实质上的动作，也具有象征意义，指英国人搜刮殖民地的天然资源，垄断殖民者的劳力，一如古代的贪官污吏搜刮民膏民脂。 诗人并未一味地描述马来民族的苦难，而是运用了曲笔，以颇大的篇幅形容马来西亚的蓊郁富饶，掌握了丰富的南洋在地知识，不管是描述热带水果如香蕉、波罗蜜、晶米啦、榴莲、红毛丹、山竹、杜果、芭浆、芒果等；或者热带的鸟兽如大象、鳄鱼、猿猴、猫头鹰、蝙蝠、布袋鸟、四脚蛇、鲳鱼、土鲫等；或者热带植物如椰树、红树林、藤条、橡胶等；或者当地的神衹如大伯公的传说等，如此丰富的南洋景象的收集，似乎要把马来西亚描绘成“浪漫诗人梦见的天堂”，到处都“唱出热带热情的颤音”。诗人写此诗时已经离开马来西亚在中国大陆留学了8年，他的这幅南洋幽美景象的描绘更多是通过回忆与想象，可以感受到他对这片孩提成长的土地存留着美好的印象与情感。对马来西亚的土地是如此，对马来西亚的兄弟民族也是如此，虽然是从马来民族的视角展开叙述，但诗人用了不少第一人称集合代词的“我们”，似乎也把自己融入这水深火热的场景中。 用了好几段的曲笔后，诗人又回到主题，这使读者感受到巨大的跌宕，但却富有表现力与感染力，尤其是“可是今天，那一切离我们却很远”这句转折语，带给读者很大的思考空间。在日军的铁蹄与炮火下，“今天在屠杀。果园里呼啸着子弹”，“看那些城市的颤慄，妇孺的泣号，/救护车，滴血的担架，铁丝网，沙包”，“纵横的尸首使夜出的饿兽也惊异”。侵略者的残暴猛于狼虎，他们的滥杀无辜，他们的疯狂嗜血，让林中的猛兽都感到震惊，这样绝妙的比拟形象地把被侵略人民的痛苦表现得很透彻，诗人对他的故乡在日寇侵略下的忧心忡忡也跃然纸上。“故乡毕竟是故乡”⑥，尽管已经8年没有归返，但是对于故乡的命运他不能不担忧，在痛定思痛之后，诗人呼吁马来同胞不要再轻信殖民者的谎言，不管是英国人或日本人。“不理会外国绅士的诺言”和“法治”，“保护”是欺骗，“一切要靠自己”。他呼吁马来同胞要和唐人(华人)与吉宁人(印度人)联合起来，去反抗殖民者与侵略者的霸权。“相信屠杀要终止，明晨的太阳总要出来，/富饶要繁殖富饶，马来亚要永在”。诗人对马来西亚的未来和平献上美好的祝福与期待，是他内心马华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与他在《滇缅公路》的末句中所表达的“整个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负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所流露出来的是南洋的情愫，而后者则是表现出他的中华情怀，两者同时并立并存而不矛盾，促成了他左手写马华，右手写中华的双向书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