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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儒林外史》以人物话语为中心构成的叙述形态，让我们想到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polyphonic novel)和杂语现象(heteroglossia)。他在《小说中的话语》及其他论著中，一再强调长篇小说(novel)的核心特征正在于将他者的语言纳入叙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小说人物场域(character zone)(44)。于是，一方面造成了权威叙述者的式微或边缘化，另一方面产生出以小说人物为中心的多重话语意识中心，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这一关系也同样显示在与人物话语意识中心相伴随的多样化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等诸多方面，并体现为征引、挪用、反讽和戏仿等方式。这后一点，在巴赫金看来，只有长篇小说才能真正做到，因此也正是它不可替代的独家特色。巴赫金的小说理论有着更为深刻的语言哲学观的基础，显然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不过，他对长篇小说话语的理解与《儒林外史》不乏暗合之处。 作为一部独具创意的章回小说，《儒林外史》一方面摆脱了传统章回的一些套式，另一方面又减弱了全知叙述者的权威角色，而在传统章回小说中，戴着说书人面具的权威叙述者占据了无法挑战的核心位置(45)。需要说明的是，人物话语在《儒林外史》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了巴赫金所讨论的大多数欧洲小说，而在呈现人物，以及小说内部人物旧事重提和相互评论等方面，更有着出类拔萃的表现。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儒林外史》的人物话语并没有被化约成小说叙述者的观点，也不仅仅是作者对小说叙述施加控制的手段而已。相反，吴敬梓往往利用人物话语成功地将他者的不同声音和视角糅入了小说叙述，从而形成了《儒林外史》众声杂陈的叙述形态。由此而言，小说人物话语中出现时间错误，恰好表明《儒林外史》以人物为中心建构的意识和话语场域，甚至还包含了对他们素材原型的生平时间的残存记忆。这同时也表明，吴敬梓没有将这些人物话语严丝合缝地融入一个由他本人来设计的统一的小说叙述框架中去。尽管他采用了连贯的明史纪年，不时还会以叙述者的身份交待时间和季节(例如小说第三十五回写道“这时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转眼过了年，到二月半间”)，但有的时候，出现所谓“时间错误”，严格说来，只是由于一个人物的自述时间与另一个人物的自述时间不相一致，从而造成了小说叙述时间内部失去了统一性。或者说，在小说的某个局部叙述中，出现了时间上莫衷一是的情况。前文提到小说关于向鼎和鲍廷玺的情节，就是因为他们两人的时间履历不相一致。我把错算在向鼎这一方，也是相对而言，因为他的自述在第二十四回与第二十五回之间莫名其妙地延伸出了一个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仅就小说而言，这正是吴敬梓以人物话语为中心来构造其叙述的结果。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儒林外史》并没有在人物话语之外去构造一个“现实”，或作出“真理”陈述。无论是非真假，读者都只能从人物的告白对话与层出不穷的转述和歧义纷呈的评论中，去辨析和定夺。 从中国章回小说史的角度来观察，《儒林外史》所体现的这一叙述形态可以大致追溯到17世纪初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在这部宏篇巨制中，人物对话占据了绝对篇幅。甚至可以说，人物本身就生活在对话当中，也就是说，对话构成了他们存在的基本形式：他们通过对话呈现自己，交流信息，加剧冲突，或引发事件，而在许多场景中，对话本身就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基本事件。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对话，也同时是在传话或复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只是每一次重述和转述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讹变或扭曲，带入了转述者和评论者的个人好恶和主观动机，也衍生出新的歧义和始料不及的事端。围绕着几位主要人物，甚至还形成了处置和扩散信息传言的中心，例如潘金莲。为了获取更多的传闻，她前后收买控制了好几位丫环和仆人，任何有关西门庆及其妻妾和妓女的消息，都在她这里汇集、转述、过滤，并诉诸形形色色的解释，而且无可避免地羼入她自身的欲望、期盼以及猜忌和机心。无论如何，小说中已经写过的主要场景和对话几乎都在她这里重述过一遍。毫不夸张地说，潘金莲是小说内部的一位叙述者，或转述者，因为她自身的故事往往正是借助于转述他人的话语来推进和展开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同样热衷于学舌传话，对前面写过的对话和争吵尤其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转述评论，每每形成双重乃至多重声音的话语奇观。他们并且还妄自揣度，添油加醋，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在个别情形中，他们在对话中所做的陈述是否属实，也几乎无从验证，或变得无关紧要。而如前所述，这正是以人物话语为中心的小说叙述形态的根本特征之一。无论如何，人物话语的重复和变奏是小说“人物场域”的主要体现形式，既构成了《金瓶梅词话》的基本叙述机制，也是筑造其总体结构的基本零部件，其结果之一，是为这部以日常生活为主题，因此也缺乏情节动作的小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叙述动力。 《金瓶梅词话》以崭新的姿态在中国小说史上划出了一道分水岭。它以人物话语为中心来建构小说叙述，从此告别了章回小说的传统套路和写法，而与18世纪初期的英国小说相比，其特色亦昭然若揭。这一时期的这些作品曾经被学界视为欧洲现代长篇小说兴起的标志，但在人物对话上，却无法与早出的《金瓶梅词话》媲美。其中的一些作品，在处理人物对话时，仍然明显受到当时书写风格的拘束。《鲁滨孙漂流记》的主角，尽管主动提出教礼拜五学说话，但他本人却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孤独者。当然，在礼拜五出现之前，他索居荒岛，也无人可谈。小说对他的呈现，主要是通过叙述者的直接描述来完成的。不仅如此，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具有高度的内部同一性，因为礼拜五是鲁滨孙的奴隶，从主人那里学习说话，决不可能为小说带进不同的意识和语言。 从《金瓶梅词话》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时代，章回小说的叙述样式、风格和主题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以人物话语为中心的叙述形态，不仅势头不减，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与《金瓶梅词话》相比，《儒林外史》的突破性体现在更大幅度地削减模拟说书修辞，也更少依赖享有传统说书人特权的权威叙述者，因此为小说的“人物场域”留下了更大的自主空间。此外，它大量借助外在的当代素材，并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中，逐渐展开与时俱进的多声部的人物话语。更具体地说，吴敬梓不仅将截止到写作当下的原型事件摄入小说叙述，有时甚至会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根据有关人物原型的新近传闻，而通过其他人物之口做出追述、补充和重新评价。在此情形之下，小说人物不再是预先构想完成的，而是像他们的原型人物那样处于从未中断的时间之流中，也同时处在有关传闻持续滋生繁衍的过程当中。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些小说人物也正是在写作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成形并随时改变的，因为小说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追踪人物原型并不断加以更新、补充和评论的过程。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往往在人物回顾重述的长时段视野中，复制并介入了当时文人圈内层出不穷的笔记琐谈、杂言碎语和蜚短流长。总之，通过小说人物话语的重复与变奏，吴敬梓将文人传闻的网络机制成功地转化为小说叙述的内在动力，并以此为契机，实现章回小说文人化的历史转型。而他不断以人物的声音来塑造和修正小说叙述的做法，也展示了章回小说自我调整的内在潜力与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