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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民主” 许多参与了20世纪40年代乡村革命的观察者印象深刻的就是此类基于乡村自身活力的“再生”(14)。在共产党的论述中，这系于群众身上蕴含的革命自发性与潜力。但对赵树理他们而言，重要的是这种潜力存在的具体条件是什么，调动的途径又是什么。《小二黑结婚》虽然是一出围绕世情展开的“小戏”，但它借一个恋爱纠纷写出新政权下乡村由“旧”转“新”的过程中，文化权力转移能够起到的作用。或者说，作者所理想的乡村转变是需要以文化权力的转移为中介的，并最终作用于文化权力层面。如果说，《小二黑结婚》由于其入手点在恋爱、迷信等问题，较容易被纳入移风易俗的范畴的话，那么《李有才板话》里文化权力所占据的位置、发挥的作用，就更能看出赵树理对文化权力之于革命政治关系的想象。 《李有才板话》(15)触及的题材比《小二黑结婚》宏大，它高度配合1943年后根据地的主导政治任务——建立基层民主政权(16)。这意味着，新政权不再单限于上层组织，且要扎根乡村，改变乡村原有政治格局，使旧有乡村变为与革命相配合的有机的政治共同体。这已经不是潜移默化的移风易俗所能达至的使命，而需调动普遍的政治自觉性，并将其有效组织起来。 《李有才板话》写的就是一个被旧势力把持操控的村子如何经由“民主”改造，产生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自己解放自己。小说中很晚才出场的县农会主席老杨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在前一轮农民的自发斗争被地主势力瓦解后来到村里，掌握了实情，与底层农民打成一片，解散旧农救会，组建新农救会，斗争了旧势力，组建了新政权。小说结尾时，保守农民老秦向他叩头谢恩，他教育老秦： 你这老人家真是认不得事!斗争老恒元是农救会发动的，说理时候是全村人跟他说的，我们不过是几个调解人。你的真恩人是农救会，是全村民众，那里是我们?依我说你也不用找人谢恩，只要以后遇着大家的事情靠前一点，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 这话好像很冠冕堂皇，按之实情，老杨的作用当然不只是“调解人”，而是决定性的发动者、组织者。他之所以强调自己只是农救会的辅助，依据的是让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理念。但如果抽象地认为“自己解放自己”的根源在于农民被压迫而孕育的天然反抗性，那么这个自我解放中真正关键的环节——如何组织起来——就被忽视了。而《李有才板话》着重表现的正是这个“组织”的过程。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老杨在其中起的作用既非他自己说的“调解人”，也非老秦眼中天降的“恩人”。具体说，他固然是一个“自觉”的组织者，但他的组织活动之成立又根植于乡村原有的组织基础。在他开始发起串联组织新农救会时，一上午就发展了五十五个会员，“小字辈”们有些不满足，他却说：“不少，不少!这么大个小村子，马上说话马上能组织起五十多个人来，在我做过工作的村子里，这还算是第一次遇到。”发动组织迅速被归结为“一般人对他们仇恨太深”。可是，压迫深、仇恨深并不能自然转化为组织、反抗力量，重要的还在于原有的“组织”基础。 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主人公李有才及其快板的重要。实际上，李有才这个主人公在小说中很少得到正面表现——作者对其窑洞的描述比对他本人的描述更具体——但从整个小说的问题意识可以看出，他和以他为代表的快板——开始是他一个人编，后来成了集体性创作——居于枢纽位置，因为他在乡村原有格局中发挥了组织作用。大槐树下和他的破窑洞变成了“小字辈”们的活动中心。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心人物不是因其“思想进步”或有组织能力，而是“他会说开心话”，会“编歌子”，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吸引力与团结力。小说中呈现的他的快板似乎专门是对村子里权势人物的讽刺，但实际上，“不论村里发生件什么事，有个什么特别人，他都能编一大套”。对这类人物在乡村中的作用，赵树理有比小说中传达的更为丰厚的理解。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曾批评新农村的文化生活不如旧农村： 旧中国农村，小孩子有成套的游戏方式，老人们有许多小故事。有聚集的地方，如光棍家里，冬夜里有许多人说鬼，说狐，说狼，说蛇等等。多少有点文化的老病号，看了故事就说，很受欢迎。过年是很热闹的。娶媳妇，过满月，亲戚们见了面，说不完的话。八音会是很好的，最爱好的人，在自己家里贴上油，贴上东西，任劳任怨，是好“俱乐部主任”。……现在的俱乐部主任不如旧社会人家那个“主任”。有的俱乐部在初办时还有几本书，还有人去，过几天就少了，再过几天俱乐部主任感到寂寞，索性就关门了，生产队买回化肥没处放，就放在俱乐部，再过些时候，就干脆取消了。(17) 显然，在赵树理眼里，旧农村并不是一个“无声的中国”，哪怕是底层农民也有着颇丰富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旧农村的文化生活真正植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整体性中。他对根据地文联热衷搞“民革室”不感兴趣，对新农村里的“俱乐部”屡有批评，都因为它们是一种脱离了农民生活的“机关”，那里面的“文化”不能真正与农民的生活连为一体，也就难以为继。他在文章中特别建议农村俱乐部里应该住上人，有人住才有人气，大家才愿意去。老百姓去俱乐部不应该是单为了“文化”，应该像串门一样，家长里短，议论纷纷，自娱自乐。这其中既体现了文化，也容纳了人情和舆论。因此，八音会、自乐会才是他理想中的“俱乐部”，就在某家的炕头上。而且能招揽大家来到家里、能聚拢大家的一定是李有才这样热心而又在文化上有本事的人。由此，在乡村原有的文化活动中自发地产生着它的带头人和组织者。乡民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活动中被串联起来。 不过，如赵树理文中提到的，村庄中的许多聚集点都在“老光棍”、“老病号”家，他们一方面是村落的边缘人，一方面却是民众文化的中心人物。现实中，这些文化活动产生的多属娱乐式文化，甚至与迷信、封建活动联系在一起，难免泥沙俱下。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里对这种民众自身的文化活动进行了一种理想化的改写，特别突出了它的另一面：即这类文化活动在构成一个文化娱乐空间之外同时构成了一个舆论空间，这个舆论空间是属于民众自身的，他们的立场、视角、态度在其中发酵、传播，加上快板这样的文化形式，就进一步构成一种有辐射性和影响力的文化权力。它的存在是乡村“民主”改造的基础。 小说里的快板集中于对村中势力人物的点评。其意识、指向均高度政治化。从艺术形式而言，它其实类似于一种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政治讽刺诗，有一种取消艺术转化中介环节的直白性。这种形式常常依托于一种高度对抗的政治形势，活跃于一个旧体制崩溃的前夜，配合着前夜期民众的心理与政治意识。小说中，这种形式占据前台本身就意味着对这个村落处于何种阶段的预设。快板一登场即将村子当下的格局、政治状态与对抗性做了规定性呈现。快板不仅是介绍性的，更是评价式的，它从而具有一种“舆论性”，对应着作者理解的乡民所能产生的自发觉悟与反抗程度。同时，作为舆论工具，它还有特别的组织力与调动性。也就是经由这种快板的传播可以串联起一股力量，构成对村中既有势力的抗衡，而产生了快板的空间和几个积极分子无形中成了这股势力的中心。一旦旧势力松动，他们就可以转化为现成的政治力量。 在第一次村长改选中，小字辈们依托的就是这样一种自发力量。不过，从改选结果可以看出，小字辈们在村中能够团结的力量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仍处于旧势力的威势下或取中间立场。这意味着，对旧势力现有格局的揭露、讽刺并不能真正动摇其基础，因为原有势力起作用的方式、手段并未受到触及。如小说中交代，对老恒元等人而言，老百姓的“骂”，他们并不放在心上，他们真正感到威胁的是对其明明暗暗的操控、应付手腕的“明白”和揭露。这尤其体现在“丈地”一事上。“丈地”既是上级政权推行的要害政策，又是涉及村中每一户切身利益的事。如果说改选村长之类属于乡村政治中的“上层”，那么“丈地”才是触及基层运作机制的部分。为此，老恒元的布置是非常用心的，尽显其老辣。其布置首先基于对乡村与公家关系的确认。“丈地”是为了征粮、纳税，无论地主或贫农都希望少征粮、少纳税，因此在“瞒地”问题上长期以来形成了乡村共同体的一致立场，即一本公账、一本私账，前者给公家用，后者由乡村自己掌握(18)。可以说，在“丈地”问题上体现乡村共同体最大的利益一致性和之于公家的对抗性。至于村庄内部分配的不合理则要符合那个整体的利益。老恒元正是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给小户一些好处使得“丈地”成为走过场，不仅抵抗了新政权的政策，自己取得利益，还“团结”了大多数，争取了人心——老秦就认为：“我看人家丈的也公道，要宽都宽，像我那地明明是三亩，只算了二亩!”因此，李有才对“丈地”玄机的揭露就不仅是一般性讽刺，而是深入一个具体操弄过程，触及其控制术的根本。这才使得老恒元真正感到威胁——“只恨他们不该把自己的心事猜得那么透彻”——因此“非重办他几个不行”，一定要将其赶走。 这里，快板的力量来自一种“明白”，即不会被旧势力种种花招迷惑，具有一种认识上的穿透力。只是，这种“明白”要进一层发挥效力不能只停留于现象层面。即如“丈地”这样的事例中，仅仅揭露老恒元等人“假丈地”其实并不能解决在此问题上乡民与地主利益的一致和与公家的对立。因此，针对这类新问题，进一步的“明白”是对新政权相应政策的清楚把握。这由小元对老秦的反驳中表述出来：“那还不是哄小孩?只要把恒元的地丈公道了，咱们这些户，二亩也不出负担，三亩还不出负担；人家把三百亩丈成一百亩，轮到你名下，三亩也得出，二亩也得出!”这更深一层的“明白”来自对根据地推行的“累进税制”的清楚掌握。后者正意在于征粮、纳税上让利于小户，侧重大户，以“削弱封建势力”，破除“瞒地”的利益共同体。由此可看出，小说的设定是，在老杨来到村里之前，小字辈们不仅有了自发的反抗意识，而且有了对村子格局的清醒认识，还具备了对新政权相关政策的初步掌握，甚至也有了一定的组织和中心力量。只是，这些力量尚未进入一种自觉调动、组织的阶段，且由于旧势力政权在手，他们很容易被打击和瓦解。老杨起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意识到可以通过改组农救会将既有势力组织成正式的、有政权支持的组织。同时，他作为上级政权代表帮助一一去除旧式村政权的障碍。一旦新农救会建立，接下来的斗地主、改选等就是水到渠成的了。老杨最后所说，他不过是调解人，事是大家办的，固然有官方说法之嫌，但整个小说的构造确实意在强调乡村的民主改造想要真正有效不能仅依靠外力，必须调动原有的“内力”，而这“内力”的存在又特别系于乡村中底层民众打造的文化权力的基础。 小说结尾处，老杨提出有才干又热心的李有才应该在新政权中“担任点工作干”，为此大家推举他的合适位置是“民众夜校教员”。这意味着在新政权中，他发挥作用的层面仍在文化教育上，并不直接介入政治。实际上，在第一次改选的斗争中，在安排谁出头竞选的议论中，李有才充分表现了其“谋士”眼光与调动才能。在老杨到来之前，他是村里小字辈的主心骨，可以想见，老杨走后，他保持纯民间地位的“明白”、热心、出谋划策同样会是新政权的支撑，同时也蕴含政权出现偏差时可能的制约。换句话说，他的位置是保持了在政权之外，再生产乡村“修复”与“再生”机制的力量。他是一种新类型的“乡村知识分子”：可能不识字，不依托原有的文化资源体系，来自底层民众，代表他们的立场、价值、道德、文化，无权无势也不谋权势，有为民众服务的公心与才干。这样的人在现实乡村中可能未必如李有才那样“典型”，但具备这类基因的人，在赵树理眼中大概并不少见。因此，找到一种途径和机制让这一类人充分发挥作用正是乡村变革的重要环节。乡村的民主改造固然以政权改造为成果体现，但仅限于此，难保置身重重矛盾中的政权不变质、失效或随波逐流。因此，在赵树理看来，挖掘像李有才这样的人，调动他们与乡村政权相配合，才是实现农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当家做主”的关键，他们不仅是民主改造的助手，更是民主扎根乡村的基石。 随着之后“土改”运动的展开，随着群众路线要求的深化，《李有才板话》一度成为在“土改”工作中如何走群众路线的通俗教科书。但在如何发动群众之外，《李有才板话》尚有包含着对新政权下乡村文化政治形态的预想。这种构想的实现系于两个维度：一是认识乡村变革中文化权力的枢纽性作用，另一个维度则是新政治如何产生属于民众的新文化。这意味着，所谓文化权力不仅是对原有乡村文化力量的调动，它要对新政权取得效应，必须取得与新政权共同进步的品质。可这种“新”又要植根群众自发的创造。问题在于，革命政治要求的“新”是在不断变化、提升中的，它在一定形势、时段内对“新”的要求与农民参与其中所能感受、把握到的“新”取得了较高的一致性。但是随着革命要求的进一步提升以及这种“新”必须被置于更大的范畴内而趋于复杂化，则原有“新”的形态显出其不足和疲态。因此，把握、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与之配合就成为必要。 1947年，“赵树理方向”的提出配合着总结解放区文艺经验以打造“新的人民文艺”之基础的意图。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赵树理的创作很快遭遇了瓶颈。他之后的一系列努力均意在突破这种困境，以与新的政治要求取得一致。比如，随着互助合作运动成为共产党在农村政策的主导方向，他也更注重劳动互助在新农村所起的组织作用与综合性影响。但在依靠生产互助、合作社发挥引导作用的大前提下，乡村的文化生活处于何种位置、起到何种作用、面临何种问题——赵树理的思想中仍然保留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持续思考。只是，这些想法要更多地经由对戏曲、曲艺等专门艺术领域的意见传达出来，而弱化了其整体性指向。如果意识到他对乡村文化政治持有独特立场的话，那么，对于他在新中国建立后与文艺主流之间既配合、追随，又摩擦、批评，乃至抵抗的状态就会有更贴切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