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尔吉夫·晋斯基(S.Sergeiv-Tsensky)在苏联是最老的作家之一，他开始写作是在一九○四年。在十年的文学活动之后，他又沉默了将近十年。他的长篇《变形》第一卷于一九二三年出版，被高尔基称为二十世纪俄国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他初期的作品的文体极铺张扬厉的能事，而作品中的人物的对话的生动是无有其匹的。在主题上，塞尔吉夫·晋斯基颇和安特列夫，阿兹巴绥夫相近似，他的基本的主题就是死，命运的残暴，和个人的不可解的寂寞，病的心理状态和犯罪的诱惑。他对于革命保持了很疏远的关系，他的自然主义的手法和革命的意义的描写不相称和。就以这篇《爱情》来说，它虽有一个革命的结尾，但却是显得突兀的，不自然的，这篇作品的优点毋宁是在很巧妙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寂寞的心理这一点上。 奥列沙(I.Olesha)对于中国读者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作家，但是他的艺术的才能和别致的风格在《樱核》里也可以看出来。这位作者提出了下面这样的问题：在严峻的唯理主义的时代玫瑰和梦想是不是应当被许可?在清醒的事业的时代，个人的想像的权利是不是合法的?在他的有名的小说《妒忌》里，奥列沙就曾借他的一个主人公的嘴发了一大篇拥护感情，拥护浪漫主义，拥护诗的创造的议论，虽然作者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肯定的解答。《樱核》的主人公也是彻头彻尾地沉溺在乌烟瘴气的感情和幻想里的，只是在结尾处作者借五年计划指示了他一条出路。 在我们所熟知的苏联作家中，皮涅克(B.Pilnyak)是最有天分最有特色的一个。虽然他在《赤裸裸的年头》和旁的作品里面对于革命作了歪曲的反映，而且当他的有反动意识的《红树》发表的时候几乎被逐出文坛，但是他的思想和艺术在《渥克》(O.K)里面却显示了新的转机和展望。这是一篇如实地描写了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状态的作品，在这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锐利的观察用作者素常的艺术的手腕被传达了出来。现在皮涅克正站在苏联作家的前线，《结晶》就是一篇以集体农场突击队为题材的优秀的速写。 潘菲洛夫(F.Panferov)是有名的长篇《布鲁斯基》的作者。在苏联从小农落后国移入大农业经济国家的时代，在贫农中农最后转向社会主义的时代，最先把农村中的这个宏大的发展过程从正确的立场很出色地描绘了出来的，就是这本《布鲁斯基》。潘菲洛夫不但写了农村集体化的小说，还发表了不少描写工业化的各个战线的短篇。他和伊连珂夫(V.IIienkov)合作的这篇《焦炭，人们和火砖》就是写突击队为建筑焦炭炉而斗争的。这篇有鲁迅先生的译文，收在《一日的工作》里，他是从日译翻出来的，和我所根据的英译有很大的出入。关于两者的不同，鲁迅先生曾作了很精辟的比较，无需我的蛇足的说明了。 卡维林(V.Kaverin)在中国读书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却并不是新作家，他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创作，是属于“赛拉比昂兄弟”一派的。他初期的作品是奇幻的故事，到后来才选取比较现实的主题。他的作风和阿列沙颇有相像之处，他的小说《无名的艺术家》就是以拥护浪漫主义和艺术家的独立而招惹了批评界的责难的。《启尔基兹人的归来》这一篇却是出于他的五年计划短篇集《序曲》，写的是落后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 选中国作题材的作家，除了以《怒吼吧，中国!》和《邓熙华》而为我们所熟知屈莱迪珂夫(Tretiakov)之外，最有名的就要算是《中国故事》的作者埃尔特堡(O.Erdberg)了。《中国故事》写出了具有一切社会矛盾的现代中国的真相，曾博得了罗曼罗兰的深深的赞许。《我们在铸着刀子》就是这书中的一篇，作者的艺术的才能由这短短的一篇里也可以看出来。 10.《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前言》 《现阶段的文学论战》，林淙(谭林通)选编，周扬写“前言”的后几段。1936年10月15日文艺科学研究会出版发行，上海光明书局总经售。 我们的民族遭逢了历史上空前的残害，我们的土地生命和财产，被人家强暴地公开掠夺，国难的严重，存亡的危迫，在近百年我们的被压迫的挣扎奋斗史中，已经达到了顶点。这一残酷的事实，在每一个尚有独立的良心，不甘愿做亡国奴隶的中国人的心里，唤醒了一个共同的要求：“救亡图存”。 整个民族革命解放的运动，已被这个历史的车轮推上一个新的更高阶段了。文学是时代的触角，在这一领域内表现出来的，便是“国防文学”的号召。过去有着光辉的历史的新文学运动，是曾经踏过了非常艰难苦斗的路途的，在它担负起目前这个神圣的使命，向着自身的更高阶段发展前进的里程中，自然所走的也并非尽是平坦大道。然而，“没有斗争，便没有发展”，前者正是后者的条件。 最初把文学上民族解放的任务提出来的，是在两个并不十分为人所知的刊物上的两篇文章。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提起了“国防文学”这一个口号，却可以说是它的雏形。不久，在报纸的副刊上就出现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立刻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和讨论。其中固然有不少的热意的拥护和赞助，从而建立起较有系统的理论来，同时也因此招来了特种论客们的悻悻然的非难和攻击。其中，站在“左”的立场，而对“国防文学”的口号施行了正面攻击的，是《礼拜六》上徐行的文章。这并不是什么“不幸”，反而倒是使得“国防文学”的理论得到了更深一层的锻炼。这里选收了一些“国防文学”运动初期的论文和徐行的文章在第一辑里，作为这一运动的初期论战的代表；其他许多零碎的断片和短文，以及无关宏旨的攻击文字，为了避去繁琐和重复，且因篇幅的关系，都只好割弃了。 收在第二辑里的，几乎是关于确立“国防文学”理论的基础，更进而深入到实践运动——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中去的论文的全部。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无疑地给“国防文学”奠立了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 这时候，胡风在《文学丛报》发问了《人民大众需要什么文学?》，他自己随即回答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并没有批评到“国防文学”半个字。无论这态度是否故意，而因此惹起了一般文艺青年的怀疑和不安，搅乱了文艺界的近于统一整齐了的步调，是不容否认的。论争开始了。这并不是争正统或注册权的问题，而是新文学的规范的问题。论争的范围，涉及很广，“国防文学”的内容，在这次论战当中更加被明确化了。与这次论争有关的双方的文章，都收在第三辑中。鲁迅的《答徐懋庸》的信，虽然其中涉及私人的事件很多，但对于两个口号和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提示了一部分颇值重视的意见。丁非的《关于国防文学的论争》，郭沫若的《蒐苗的检阅》，俞煌的《把我们的笔集中到民族解放的斗争吧》，和《新认识》半月刊上“每月论题”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不但可以代表了国外国内各地的反响，而且也可以说是对这次的论争，给了明快的解答，使之告一段落了。至于，九月份《作家月刊》上吕克玉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因为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而且态度鲁莽轻率，篇幅冗长，并没有把它收进这集子里面。今后的文学运动，是应该而且必须向着防遏意气用事的，而在“国防文学”的建设的批评和创作的实践当中，向前迈进的。 我们的优秀的创作家们，通过自身的创作活动的经验，对于“国防文学”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可贵的。这些统统收在第四辑中。 因为搜集材料的困难，尤其是外地的刊物难得，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自然并不能说是十分完全。然而从这里，读者总能够看得出新文学在现阶段上的一个大体的动向来吧。 11.《安娜·卡列尼娜》广告一则 《安娜·卡列尼娜》(上册)，[俄]托尔斯泰(Leo Tolstoy)著，周笕(周扬笔名之一)译，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第6册，1937年3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1937年5月10日《光明》第2卷第11期广告：《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仅次于《战争与和平》的大作，是在《战争与和平》完成后四年，即从一八七三年到七六年，正当托氏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作为一个艺术家是最圆熟之时起写成的。在量上约合《战争与和平》的三分之二，质且超过之，托氏的艺术在此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主题是写一个贵族妇人的恋爱悲剧，环绕这悲剧展开了一八六○年代俄国生活的无比的画景。他把他四十年来生息于其中的俄国的贵族社会的生活和他所酷爱的田园生活用灵妙生动的笔致描写了出来。书中充满了有力的戏剧的场面，经巨匠之笔雕画出来的每个人物活跃地立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可爱而又可怕的贵妇人的群像，有才情横溢，陶醉在恋爱里的青年士官的姿容，有流俗虚伪的官僚的典型，同时也有素朴的农民托尔斯泰自己的面影。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的思想在这里也如在他的旁的作品里一样地流露着，但是不拘他的虚伪的思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借《安娜·卡列尼娜》出世时朵斯退益夫斯基的评语，这是“俄国所从未曾有的艺术的完成的现实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