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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作者佛里门(Joseph Freeman)，凡是稍微留意美国新兴文学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在《新群众》、《康闵立斯特》等左翼刊物上，可以常常看到他的文章。他和尼埃林(Scott Nearing)合著的《金圆外交》(Dollar Diplomacy)，已有两种中译本。 3.《新俄文学中的男女·译者附记》 《新俄文学中的男女》，[美]库尼兹(Joshua Kunitz)作，周起应译，1932年10月10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本书是从美国Vanguard Press出版的《十月之声——苏俄的艺术与文学》(Voice of October——Art and Literature in Soviet Russia)中译出，原书分六章，每章都是独立的。第一章，《过去与现在》，佛里门(Joseph Freeman)作；第二章，《苏俄文学中的男女》，库尼兹(Joshua Kunitz)作；第三章，《苏俄的演剧》，罗佐维克(Louis Lozowick)和佛里门作；第四章，《苏俄的电影》，佛里门作；第五章，《苏俄的绘画与建筑》，罗佐维克作；第六章，《苏俄的音乐》，佛里门作。 本书是第二章的全译。作者库尼兹是国际革命文学突击队的一员，对于俄国文学有深邃的研究，著有《俄国文学与犹太人》(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 Jew)一书，并译有苏俄短篇小说集《蔚蓝的城》(Azure Cities)。 在本书中，作者很巧妙地把反映在苏俄文学中的各种典型的人物——“努力地活动着”的穿着皮短衫的铁的男子，“自然的决定的态度”为“苍白色的思想所蒙蔽”的哈孟雷特式的知识分子，愚钝而顽固的农民，脱离了旧家庭和严厉的农村传统的新女性，等等——一个个地陈列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苏俄文学的明确的概念，而且可以窥见在内战和再建时期中的革命的光荣和烦恼。但是继内战和再建之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正在追上而且超过”全世界的最进步的国家的时期。这就是五年计划实施的时期。五年计划给了苏俄文学以吸不尽的源泉，“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成为了现在苏俄文学中的主要口号。本书是一九三○年出版的，所以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缺点，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升的tempo太快了! 翻译时曾参照木村利美的日译，它给了我不少的帮助，虽然它也有好些谬误和遗漏的地方。 4.《文学月报》第4号“编者按” 《文学月报》第4号，1932年11月15日出版，周起应编辑。该期“通信”栏目刊登陈衡哲致丁玲信以及丁玲致编者信，希望“编者站在编者的立场，尤其是在常作理论批评文章的编者”对田汉剧本《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作一个公正的估价”，周扬以“编者按”形式进行了回复。 在这一期稿子刚刚编好付排的时候，承丁玲女士转来陈衡哲女士的信。虽然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据陈女士信中的话看来，似乎怪田汉先生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里面，“在青年的心目中，把一个人的人格扭成异形怪状”，而这剧本是在本刊发表的，所以也就牵涉到本刊了。 田汉先生的作品虽能得到一般青年的注意；然而其中有很多可以而且必须批判的地方，那是不待说的。 至于《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里面，也许有些地方是根据事实，但我想也不一定完全是影射着某人吧。陈女士既然否认剧中人物和自己的“人格与信仰，言论与行为”相同，那也就不必追究了，反正社会上有这么一种女性就得了，陈女士读的是文学作品，并不是读自己的传记啊。 至于陈女士是资产阶级，或是“薪水阶级”，我想有陈女士自己的“人格和信仰，言论与行为”作证，更不必怕人家来“扭成异形怪状”。所以我希望陈女士宽心一点，如果有得罪陈女士的地方，也请陈女士原谅! 5.《文学月报》第4号“编辑后记” 《文学月报》第4号，1932年11月15日出版，周起应编辑。 我把第四期的《文学月报》呈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了! 这一期虽不是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专号，但我是以纪念高尔基为中心的，可是最后编完一看，觉得这纪念对于像高尔基那样伟大的作家实在是太微薄了! 在纪念论文中，吉尔波丁的《伟大的高尔基》算得是一篇给了高尔基一个正确的新的评价的坚实精良之作。此外还有一篇卢纳察尔斯基的《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因为不及编入，就只好等在下期发表了。 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人，田汉先生于百忙中把高尔基的《母亲》，这有数百万工人读者的名著，改成剧本，本期所登载的是这剧本的第一幕，是《母亲》的Prelude。全剧约分六幕，将在本刊陆续发表。 以农民和豪绅地主的对立为题材的洪深先生的《五奎桥》，是一篇在意识上很进步而结构又很谨严的反封建的剧本。这期仅登载了一半，下期一定可以续完。 这期的创作，较之上期总算增加了三倍；而且，最可喜的，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新近作家的作品。在这里，我得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决不是把新近作家和既成作家对立起来，更不是像那些无聊文人一样，大出其什么“无名作家专号”，俨然以有名作家自居。我们是要鼓励青年作家加紧学习，在作品上反映出成名作家所不曾体验过的群众生活和战斗情绪；同时更希望成名作家不要再继续脱离群众的现象，而毅然顺受着这些青年群众作家的推动，创造出更出色的作品来。 这期所登载的几篇新近作家的作品，自然并非杰作；但是这几位青年作者的努力，是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例如《通讯员》便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这阴郁，沉毅而富于热情的农民主人公，使人联想到苏俄小说中所反映着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风雨里的Muzhik的性格。作者大概极力想描写出“顽固”而“野蛮”的农民是怎样地富于情感，可是在这里，作者竟忘记了，对于农民的不正确的观念，作者是应当取着严厉的批判的态度的。不过，这篇小说是以一九二七年的事件为题材的；无疑地，在一九三二年的现在，这种农民的典型，已经不是最进步而且最高的形态了。 作为大众作品的形式之一的连环图画，是被“第三种人”的文学家认为“没有艺术的价值”的；鲁迅先生在他的这篇短论里，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这是一篇虽短但是很重要的文章，我以为。 虽然以较多的篇幅登载作品，但关于海外文学运动的翻译和介绍等，也是一样地重视的。不过，我们不是为介绍而介绍，一切都必须和我们目前的文学运动有关联，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对于我们目前的文学运动有多少裨益的地方。这一点，希望投稿诸君注意。 这一期没有书评的文章，这是我引为遗憾的。以后每期至少登载一篇书评，其他各种报道，介绍，杂感之类的中间读物亦将尽量登载，务必使这个刊物活泼起来。 最后，在上一期所预告的“儿童文学”，一时恐难实现，希望读者诸君向亲爱的小朋友们代致歉意。 编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 6.《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编辑按语 《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1932年12月15日出版，周起应编辑。该期登载了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以跟“起应兄”通信的方式批评《文学月报》第4号刊载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周扬在鲁迅文章后面附有“应按”。 鲁迅先生的这封信指示了对于敌人的一切逆袭，我们应该在“论争”上给以决定的打击，单是加以“辱骂”和“恐吓”，是不能“使敌人受伤或致死”的，我以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