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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区分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翻译现代性，缕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体现，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翻译现代性具有人为造就的趋向。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的人为趋向主要表现为：直译成为主要的方法，欧化语体文是主要的翻译语言，译本选择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翻译风尚的这些转变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不是译者自然选择的结果。五四主将上演双簧戏将林纾作为批判的靶子，并通过胡适的确认和罗家伦、傅斯年的应和，使得林纾很快落败，其所代表的“删译、改译、选材零散没有系统”的翻译迅速退潮(任淑坤，2013：123)，翻译的现代性迅速显现。 (2)五四外国文学翻译对思想启蒙和审美情趣的重视，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时间差。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发生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勃兴时期，按理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入中国有时间上的便利性。然而，经过译介，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却是在西方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在译本选择上更青睐具有共鸣和抗争精神的弱国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归根结底，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共同存在于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之中。 (3)五四外国文学翻译与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有传承关系。并非如印象所示的那样，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全盘否定和摒弃晚清通过译介外国文学学习西方的器物、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的传统。相反，译介的社会功用在五四外国文学翻译中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加强，只是通过翻译的现代性特征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从而掩盖了其对社会功用的重视而已。功利与审美、传统与现代，在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中总是相伴而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