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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的宏观体现 从宏观上讲，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以及人为的翻译现代化趋向上。 首先，对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传播肇始于晚清但盛行于五四。维新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就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学习西方的技术，不启发民众促其觉醒，很难真正实现自由、平等、独立、进取的新道德。因而，具有良好群众基础但被文学界视为“小道”的小说便进入了改革家的视线。梁启超继“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后，又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可以开导民智，变革社会。梁启超的论述为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革新传统的小说观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新小说的倡导为文学翻译在晚清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中国文人和民众自觉自愿地认识和接受西方小说起到了良好作用。新文化倡导者们虽然和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但他们和近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将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的希望寄托在文学上，“以思想家去做文学家”(刘纳，1987：29)。文学和文学翻译在晚清表现出的工具理性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有所改变，新文化倡导者们反对“文以载道”，并不是要戒除文学及文学翻译的社会功用，而是反对“道”的具体内容，即儒家所言之道。因而他们倡导的新文学同样是“载道”的文学，只不过“道”的内容发生了改变。新文学所载之道就是民主和科学的观念、自由和平等的思想。鲁迅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的动因时讲：“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10多年前的‘启蒙主义’”(鲁迅，1982：512)。陈独秀则援引西洋文学家的例子，认为西洋的大文豪和大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陈独秀，1993：159)。因而，从新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这一点而言，新文化人、新文学家及文学翻译家与晚清维新改良派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文学翻译仍然是思想启蒙的工具。新文学家们提出“人的文学”、“大众文学”，使新文学更行之有效地向大众宣传启蒙思想，同时也真正实现了对文学自身的“启蒙”。五四时期正因为“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的互动，才建构起具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王嘉良，2004：96)。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科学知识的宣传，对旧伦理道德的反对，对“人”的发现无不是通过“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实现的。 其次，通过对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译介，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进行启蒙，使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诞生、成长和发展的。五四时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多兼为作家，这使得文学翻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式变得错综复杂。由于引进外来文学的急迫性，五四时期译者所熟悉语种的集中性以及受整体翻译倾向的影响，五四时期对外来文学的输入方式除了直接翻译之外，还大量存在转译(当时称作重译)现象。通过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进新的文学类别，改造中国原有的文学类别，丰富了中国的现代文学。总体看来，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诗运动 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表现出的气魄，是对中国传统诗歌全方位的变革，以至于梁实秋称：“新诗，实际上就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胡适的《尝试集》“表示了一个新的诗的观念。胡先生对于新诗的功绩，我以为不仅是提倡以白话为工具，他还大胆地提示出一个新的做诗的方向。新诗与中国传统旧诗之不同处，不仅在文字方面，诗的艺术整个变了”(梁实秋，1985：141)。梁实秋对新诗的描述，充分说明了新诗运动所受外来文学的影响之大。中国近体诗具有严格的格律、韵律、字数、行数等要求，新诗运动对近体诗的形式结构进行了“暴徒式的破坏”。格律诗向自由诗转变，诗的叙事成分增强了，诗中出现了人称代词等，诗与非诗的界限逐渐模糊，相对于严格限制格律与字数的近体诗而言，白话新诗出现了“非诗化”倾向。白话化、散文化是新诗翻译与创作的主要特征。同时，起源于中国古诗的意象经由庞德的翻译名噪美国，又戏剧化地通过胡适等知识分子的翻译引进来影响了中国的新诗。 (2)戏剧改革 中国在20世纪初成立了多个戏剧社团。这些戏剧社团的成立促进了西洋戏剧在中国的发展，他们借鉴西洋戏剧，结合中国国情，开始了早期话剧的探索。他们把自己实践探索的新文学样式称之为“文明戏”，表明其与传统戏剧的不同。五四时期，文明戏与传统戏剧一起遭到新文学家们的批判。与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观点相一致，五四干将主张借助西洋戏剧来建立中国的新戏剧。胡适、傅斯年、钱玄同、欧阳予倩等对新剧理论的论证，始终是和对外国剧本的翻译、本国的实践活动相伴而行的。翻译剧本的数量逐渐增加，1917年翻译剧本1册，1918年1册，1920年2册，1921年9册，1922年10册，1923年20册，1924年10册，1925年14册，1926年12册，1927年19册(田禽，1946)。西方戏剧经过文明戏阶段和文学革命主将的倡导与实践，最终在中国落户，形成了新的戏剧文学，有了从事话剧的队伍和团体。 (3)题材借鉴 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创作中大量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五四时期，对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呼声很高，易卜生及其力作之一《玩偶之家》便进入了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成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易卜生创作现实主义戏剧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开创的“社会问题剧”成就和影响很大，并在中国引起了“问题文学”的创作高潮。在《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于1918年创作了独幕剧《终身大事》，这是中国现代最早创作的话剧剧本。郭沫若的《卓文君》取材于历史，但并不拘泥于史实和封建阶级对卓文君的诋毁，对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重新给予定位。另有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都成功地塑造了娜拉般勇于为争取自由平等地位而斗争、不惜离家出走的女性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另外，田汉的《获虎之夜》，郭沫若的《王昭君》、《聂荌》等，也都是以追求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为题材的剧目，反映了易卜生戏剧对中国早期话剧成长的影响。 再次，这一时期出现了人为地推动和加速翻译现代化的趋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新文化人与林纾之间关于翻译的论战。林纾的翻译虽然删削改易现象不少，但将林纾作为旧派人物的代表进行批判却是言过其实的。林纾从事小说翻译本身就能标识一种开放的心态，林纾的翻译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也不能说没有贡献。但是新文化人为了加速翻译趋向的转变，为了表明新与旧的誓不两立，将林纾作为人为的靶子进行攻击。这是五四时期激进主义和惟“目的”是图的结果。五四人具有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导致了有时在学术上不是实事求是地考虑真理是非问题(王元化，1998：74)。五四人对林纾的批判正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以及新文化人对启蒙理性的主动选择，通过译介西方文学而启蒙的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是以弘扬理性精神为主的文学。西方以非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在中国也有所译介，但其气势远不能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比，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也要小得多。郁达夫、李金发等具有西方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在文坛中处于边缘地位。因而，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