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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的微观体现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在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翻译方法的变化、理论自觉意识的增强、对译者要求的提高和译本选择的变化上。 1.从豪杰译到直译 晚清是“豪杰译”盛行的时期，将西方文学作品改为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删节心理和景物描写、在译文中夹杂作者的评论与解释、追求译笔优美雅驯而改变原文的风格，这些现象在晚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中俯拾即是。究其原因，还是译者自身的国学修养、对读者接受程度的关注、当时的总体翻译倾向和翻译目的的制约等因素战胜了译者尊重原文的本能，翻译与创作的界限不断模糊化，出现了译即作、作即译的现象。后期坚定提倡直译的鲁迅和周作人，他们的早期作品《斯巴达之魂》、《孤儿记》等都是半译半作。 到了五四时期，直译成为外国文学翻译的主要方法。直译的流行，得益于傅斯年、周作人等的推广，也得益于梁启超、胡适、贺麟、杨世骥等的著述。这些论述无形中扩大了直译的影响。然而，直译在当时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任何的界定，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因人而异。关于直译的讨论，主要涉及字词和句法，这与语体文欧化的讨论是吻合的。 直译在五四成为主要的翻译方法，主要是针对和区别于晚清的“豪杰译”对原文随意删削改易。因而与其用意译概括晚清的翻译，不如使用变译或变体的概念。五四译者关于翻译方法的论述表明，直译与意译在他们的实践与理论中并非不可通约。艾伟在1929年关于直译意译的调查问卷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吾人所征求的十四答案中，即无人主张绝对的直译，而主张意译者，又因有绝对的直译始倡相对的意译。故此两派与折中派并无不相容之处”(艾伟，1984：168)。 2.翻译理论自觉意识增强 晚清译者在言说与实践方面的矛盾，与那个时代的译者缺乏理论自觉不无关系。他们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并没有要发展翻译理论来宏观规约、微观指导翻译实践的意识和欲求。他们关于翻译应该忠实的言说可以说是出于译者的本能，但这难以抗拒特定的翻译目的、本土传统文化势力和伦理观念等因素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排斥力，因而他们在言说与实践层面存在矛盾；另一方面，晚清的译者并没有认识到或者说并不承认他们在言说与实践层面的矛盾。 文学翻译方法从晚清以“豪杰译”为主到直译成为主流，这不仅仅体现了翻译方法的转变，也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理论自觉意识不断加强，以往的翻译理论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反响，新的翻译理论开始迭出。对以往翻译理论的认识，包括梁启超、胡适对佛经翻译的理论总结与归纳，也包括对晚清文学翻译实践的反思，对严复“信达雅”说的态度及其阐发。同时，国外的翻译理论也开始向国内译介，如Tytler的三原则。 这一时期，郭沫若提出在直译、意译外，应有“风韵译”；茅盾提出“神韵”与“神似”说，开启了翻译中美学问题的研究，是以后“神似”说的萌芽。“风韵”与“神韵”的提出有其语境，那就是直译的盛行。直译关注的是译文能否保存原作的语言特征，意译关注的是译文能够流畅。可以说，直译、意译关注的都是语言层面，这绝非文学艺术的全部。事实上，原文作者的文风、笔法，原文的体裁及其特征等都不是直译、意译所能完全涵盖的，尤其在诗歌翻译中。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郭沫若表示在直译、意译之外，还应当有“风韵译”，茅盾提出宁可失去直译的形貌也要保留“神韵”。 3.对译者的要求提高 晚清时期，由于国门刚刚被迫打开，人们对西方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对外语的熟稔程度不高，所以西译中述、对译的翻译形式十分常见。“西译中述”在1895年之前曾经占据一定的翻译地位，并在克服和跨越文化障碍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译”的模式与“西译中述”类似，但其述与译的工作都由中国人担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林纾的翻译。 五四时期随着翻译的蓬勃发展，外语人才的增多，对译者的要求较之晚清时期已经大大提高了。从郑振铎、茅盾、郭沫若与郁达夫等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对译者的要求已经涉及：(1)语言能力，包括对外文理解能力和对本族语的驾驭能力；(2)文学修养，包括对原作风格、精神的判断力和敏感度以及用本族语言将其再现的能力；(3)创造力，文学翻译绝非简单的文字转换活动，需要译者具有创造力；(4)职业道德，文学翻译虽然要求译者有创造力，但决不能流于放纵(这种职业道德当然是基于传统的翻译观念而言的)，如钱钟书所说，“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5)对于原著有一定的研究，包括对作者的研究，对所述事物的了解等；(6)接受新思想的开放心态。可以看出，对译者的要求涉及多个方面，不懂外文也可以做翻译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4.译本选择的变化 从晚清到五四，翻译选目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国别来说，晚清的主要选择有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德国。就作家来说，晚清译者所青睐的是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和押川春浪等。就文类来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普遍受到晚清译者和读者的欢迎。就篇目来说，晚清作家主要翻译长篇小说，这与那个时代的译者和读者阅读域外小说的“内容”或“情节”的期待有关(陈平原，1998：42～44)。 到了五四时期，译者对译本的选择从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俄国的文学作品译介入中国的数量一路攀升，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日本的文学作品也深受青睐。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绝对数量远远小于俄、法、德、英等国家。就作家而言，托尔斯泰、莫泊桑、屠格涅夫、契诃夫、泰戈尔等作家深受欢迎。就文类而言，五四译者选择的主要是严肃的社会小说，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 对小说教育功用的强调使得小说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改善，从“小道”一跃而进入大雅之堂。晚清的新小说家意欲将小说推举上“雅”的宝座，最终又不得不借助域外新异的通俗小说，这两者实难得到统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真正实现了由俗向雅的转变，是在五四作家与译者的手中完成的(陈平原，1998：95～1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