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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乡土小说的伟大实践者，鲁迅为乡土小说提供的典范性作品不仅是深邃的哲学文化批判意识和叙述视角所形成的多元创作方法的生成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所形成的“乡土”审美形态几乎成为以后乡土小说创作稳态的结构模式。无疑，20年代初，鲁迅和周作人在艺术主张上是很谐调的。只不过鲁迅并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对乡土文学理论进行过系统的阐释。然而他的创作正是应和了周作人“乡土艺术”的理论的。周作人在为刘大白《旧梦》作序时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而鲁迅在1934年给陈烟桥的信中也称：“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⑩正因为如此，鲁迅在创作乡土小说时就非常注意表现有个性的小说特征——地方色彩和风俗人情。这一点周作人在1923年2月的一篇《地方与文艺》的文章中就特别强调过，他认为文学的艺术生命就表现在它的三个特性中：“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11)。我以为，鲁迅的创作以此来概括则是非常合适的。正如上文所述，除了深邃的哲学文化批判意识(即对国民性的根本认识)外，就是周作人所倡导的个性，这个性也就是“五四”时期所表现的普泛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两个要素在“五四”及其后的许多作家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周作人所倡导的文学的地方性正是乡土文学的美学特征，可以说，鲁迅是第一个在自己的乡土小说中竭力表现这种美学特征的。他的小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被溶化了的浓冽风土氛围。吴越农村的乡土气息不仅极有魅力地展示了人物的特定性格，同时给人的审美情趣也是韵味无穷的。《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祝福》等杰作中对绍兴古镇的景物、风习、摆设、服饰等的描绘不断给接受者以新奇满足的审美刺激，以致使一些评论家为之倾倒。张定璜在1925年1月的《现代评论》上著文称鲁迅的《呐喊》中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12) 总之，鲁迅的乡土小说的艺术风格之所以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作家，正是它们开创了风土人情的异域情调的疆域，赋予小说强烈的地方色彩。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下定义时认为：凡寓居他乡来回忆故乡、叙写乡愁者，无论他是用主观或者客观的方法，均可称之为乡土文学。但就他自己的乡土小说来看，使用的方法是多元的：第一，视角并不限于“回忆”；第二，表现方式是多元的；第三，风土人情和地方色彩成为固定风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小说的重要贡献多由乡土小说所体现，而乡土小说对20世纪的中国小说的贡献则在于它除了宏大的思想力度以外，就是它阈定了乡土小说以强烈的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为这类小说根本的审美形态。 综上所述，我们在鲁迅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不难发现的是：两种文化价值在其中所形成的理念叙述的冲突，造成了作者对传统的“乡土中国”两种情感——“深刻的批判”与“深刻的眷恋”的混合；从而，也使其乡土小说创作的悲剧审美形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酒神的悲剧精神与柔美的田园牧歌相杂糅的表现形态交错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