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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行动”的“文界革命”实践 梁启超“文界革命”取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这不仅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口头倡导，而且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积极实践。梁启超的知行合致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散文发生具有许多看点的重要作家。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 论说一体是古已有之的文体。作为晚晴“文界革命”标志性成果的“新文体”，或称“时务文体”、“新民体”等是这种文体的近代变体。正是这种变体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重要一脉。关于这一文体的生成背景和特点、价值，学界多有论述。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以“第三只眼睛”观照，论述是信实到位的：“时代所要求的并不是学问上的严谨的论文，而是对以中国的变革为目的的政治课题能发挥作用的文章。西方近现代文明是与中华的传统文明具有不同性质的新的文明，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创立适应这一形式的新的文体。‘新民体’就是应此产生的。它是为了通过日本来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提炼出来的一种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文体。梁启超以这一清新的文体写成的文章，正如张君劢所说，是为了‘改造国民脑髓之妙药’而为人民所接受的。”(29)应该说“新民体”诸类不是梁启超一人所为，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的写作是“新文体”的重要前奏，与梁启超同时代作家也多有参与。但是无疑梁启超的贡献最大，他是这一文体主要的集成者。正如狭间直树所指出的，这一文体其价值直接作用于现实的“政治课题”，其内核是“西方近代文明”，而其语体则为“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语体。可以看出，狭间直树是概括了梁启超“典型新民体”而提炼出这一文体特质的。梁启超的“新民体”其本质为“士人”所作的“启蒙文本”，“改造国民脑髓”的“新民”正是对这一文体本质的注释。 我们取梁启超“新民体”的典型文本加以论述。梁启超在谈及新文体时曾说：“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30)这里梁启超列举了三篇论说，揭示了它们“开新体”、“激民气”的特点。从这些作品的议题设置看，都非关传统文人的私意写作，而是有关国家的宏旨。《过渡时代论》由“各国过渡时代之经验”，观察分析“过渡时代之中国”的情势：“今日我全国人可分为两种：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夕为过渡之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然受外界内界之刺激，而未得实把握以开过渡之路者也。而耍之中国自今以往，日益进入于过渡之界线，离故步日以远，冲盘涡日以急，望彼岸日以亲，是则事势所必至，而丝毫不容疑义者也。”(31)这里梁启超着意于“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其大意与《少年中国说》(32)相通：“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而《呵旁观者文》(33)列举“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种种“旁观者”的言行加以批评，其落实点也在“责任”：“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由此可见，梁启超所论重心在于旧与新嬗替维新时代国民责任，这是当时中国维新的第一要务，也是“新民”的基本内容。 梁启超在论说这样重大的时代主题时，显然无法从中国传统文明中寻找资源，而须得借取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在其文本中导入“欧西文思”。其显著标志是大量使用蕴含新思维的新名词，如“责任”、“人生”、“独立”、“自由”、“进步”、“青年”等等，新名词的熟练运用，使文本新风扑面、新意盎然。另外“欧西文思”也体现为“外国语法”的影响。陈平原曾说：“就对中国文章体式的改造而言，显赫的‘新名词’其实不如隐晦的‘外国语法’更带根本性。前者扩大了文章的表现范围，后者则涉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趣味。”(34)在改造中国传统散文体式中，“新名词”是否不如“外国语法”还可作深入的探讨，因为其实“新名词”背后也涉及新的思维。但是“外国语法”自然也是“欧西文思”的一个部分。体现在梁启超“新民体”文本的结构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逻辑性的增强。这种逻辑性的增强一为长句的增多，表意趋于严密，二是段落层次间意义关联紧密。《呵旁观者文》开篇提出论点“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文章主体部分对六种“旁观者”依次论说，最后收结归纳，典型地体现出由总而分、由分而总逻辑运思的方法。《过渡时代论》有六部分“过渡时代之定义”、“过渡时代之希望”、“过渡时代之危险”、“各国过渡时代之经验”、“过渡时代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这样的结构安排体现了各个部分之间内在的逻辑性，表明作者接受了西方论说体写作思维方式的影响。而无论“新名词”还是“外国语法”，在传统散文中是没有的。可以说，这是对已有散文范式的一种“断裂”，而正是在这样的断裂处，中国现代散文正在发生。此外，《呵旁观者文》等语言文白相间，如“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等语句已近书面的白话，对古奥雅驯的散文自是一种超拔，易于读者的接受。再者如《少年中国说》表达情势充盈，语势强劲，广比博喻，形象生动，体现了主体才情性情的张扬：“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种张扬也是现代散文个人性的一种表征。 新闻体散文是伴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而生成的散文形式。作为报人的梁启超既十分重视作为主笔文体论说的写作，同时又尊重报刊的新闻性，写作新闻叙事类的作品。梁启超认为：“……报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而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赀以求一新事，不惜焉。”(35)“重时事”、“求新事”是报刊作为新闻传播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的“通信”是一种重要的报道文体。不同于消息、简讯，它对具有新闻性的人和事叙写更为具体细致，有的还具有较为充分的文学性。这样的一种写作形态后来独立成为报告文学文体，晚清时期的这种制式可以称为新闻体散文。新闻体是指其题材的特性，而散文则指写作的笔法。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是晚清长篇新闻体散文的代表作品。作者以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的身份，以十万字的篇幅对戊戌政变作了较为详细的实录。事件发生于1898年9月21日，梁启超因为深度参与戊戌变法被清廷通缉，亡命日本。11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次月便在《清议报》发表《戊戌政变记》，体现了新闻体散文写作的快捷性。同时又得叙事散文写作的要义，既叙事又写人，作品包括“改革实情”、“废立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记”和“殉难六烈士传”5篇，其中的“殉难六烈士传”最为可看。作者写谭嗣同、康广仁等烈士，既注意从他们与时代的特殊关联中展示其精神品格，同时又能同中见异，凸显人物兀自独立的个性。梁启超说过：“凡记述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之处”，“相类似是人类的群性，不雷同是人类的个性。个性惟人类才有，别的物都不能有。凡记人的文字，唯一职务在描写出那人的个性。”(36)(《作文教学法》)他笔下的戊戌六君子基本达到这样的要求。如康广仁，“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37)而杨锐“君博学，长于诗，尝辑注《晋书》，极闳博，于京师诸名士中，称尊宿焉。然谦抑自持，与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绝无名士轻薄之风，君子重之。”(38)作者叙写人物的视点角度不雷同，所以作品呈现的人物面目品格就卓异。六君子中谭嗣同的形象最为鲜明：“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39)这里以富有人物个性特质的语言，写出了谭嗣同敢于任事、勇于牺牲的精神，由此人物大义凛然的形象镌刻在读者的心中。 作为散文家的梁启超具有多副笔墨，除论说、通信体之外，于游记一体也有创建。他先后写作了《汗漫录》(《夏威夷游记》)、《新大陆游记》和《欧游心影录》等域外记游作品，最具有文体史意义的是《新大陆游记》。游记是中国散文中的重要门类，其中也不乏佳作，但总体上这类写作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40)到了晚清游记的话语空间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出使或游历外洋官绅，自1866年斌椿起，即产生一个优良习惯，即凡经历国外，多将其见闻观感写入日记，或赋诗吟咏。据约略统计，自1866年至1900年，撰著外国记事之人物有61位，而撰著记述达151种。而此类日记诗稿，往往因其出版而广泛流传，影响官员文士最大。”(41)钟叔河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就36种。这种记游作品的内存与形态与原先的游记已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多是写外国题材的，因此在形式上较之传统的中国游记也有所变化。一般说，篇幅较长，内容充实，与古典散文中空灵飘逸的山水小品有明显不同；另方面，作品描写成分显著增多，语言趋向通俗化与自由化，并杂有许多新名词，都表现出了散文新变的迹象。”(42)《新大陆游记》在这些新体游记中，由于作者的特异、内容信息的丰富和表达形式的开放，更具价值和影响力。 梁启超1903年游历加拿大和美国，以美国为主，写成将《新大陆游记》，1904年《新大陆游记》在《新民丛报》以“临时增刊”的形式发表。这部游记对风物异景大多“删去”，内容“所记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43)作品叙写重心的设定与作者的身份有关。“尽管梁启超是一个‘党人’又是‘报人’，但他本质上仍是一个‘士人’……承担天下兴亡、扛起国运民命，他内心所有的就是这种士人的灵魂。”(44)这样的判断符合梁启超的实际，其实也是对晚晴“梁启超们”的一种真实的概括。但在《新大陆游记》中，作者是由“党人”、“报人”和“士人”等多重角色复合而成的。他们的基点是心怀天下兴亡，着意国运民命，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写作的目的是“以其所知者贡于祖国，亦国民义务之一端也”。复合的角色使《新大陆游记》成为一个复意和复调的“多文本”，这是这部游记的最大的特质。作为“党人”梁启超自然会关注美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在他看来“美国百余年来之政治史，实最有力之两大政党权力消长史而已”(45)，作品以大量笔墨介绍美国的政体政制和政治结构，还记录了与总统等政治人物会面交流的情况。作为“报人”梁启超有着强烈的新闻意识，基于特定的读者对象，选取他们感兴趣新鲜的话题作详细的叙写，如“美国太平洋海电告成”、“1899年1月以后设立之托辣斯资本表”、各国移民美国的最新数字以及在美华人生活情形等，在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关注。作为“士人”梁启超一方面留心于美国大学和图书馆等与士人相关的存在，另一方面基于“士人”的价值取向对于所见所闻“加以论断”或引申。论断如“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46)。引申如白宫“渺小两层垩白之室，视寻常富豪家一私第不如远甚。观此不得不叹羡民主政治质素之风，其所谓平等者真乃实行。而所谓国民公仆者，真丝忽不敢自侈也。”(47)这种见微知著的表达，是一种“士人”式的表达，反映了作者别有意味的政治想象。与特殊的表达内容相适配，《新大陆游记》在语言上大量运用新名词，句式也近口语，文言的比重较少，更多的是通俗流畅的白话，笔调上也更显从容余裕，加之“多文本”的建构，使《新大陆游记》更具可读性。 由上分述可见，梁启超作为“文界革命”的实践者，他在“过渡时代”文学的演进中，对散文的多个门类都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以其为标志的“新民体”实为“五四”杂感文的先期实验，他又以《戊戌政变记》等参与了近现代新闻文学新体式的开创，而《新大陆游记》等则表示了散文在论说之外其他门类存在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的这些创作都为“五四”时期杂文与美文的多样发展作了铺垫。在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关节点上，梁启超留下了开拓者很深的足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