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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散文观演进中的“文界革命” 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是其有为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主要关键词，这是一个包含了散文变革开新思想和有效实践的复合词。我们先从相关的散文认知表达的梳理中，看取“文界革命”的思想价值。散文虽然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文体之一，但古代对它的系统研究很少。检索一些文论，可见有的言说虽为感悟片言，但内在的要义是值得重视的。其中在明代就有李贽和袁宏道之说颇得散文真意。李贽“童心说”强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倘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⑥李贽的“真心”、“真人”，以“真”给出文体的精神本质。而散文得“真”，需要作者“独抒性灵”，显示“真我”。在这一点上袁宏道与李贽观点是相通的。他以为好的散文“大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小修诗叙》，《锦帆集》卷二)“独抒性灵”和“自己胸臆”指归于为文的有感而发和自出胸臆、自我写真，而“不拘格套”则意指与写真的内容相应的灵活自然的表达形式。行运至晚清，散文家王韬的表述与李贽、袁宏道的相近，他在自己的重要文集的自序中给出了“佳文”的要素：“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⑦但王韬等所说的只是散文写作的一种可能，而实际上却往往难以实现。这是因为散文的写作需要受制于一些文统规约，在清代特别是桐城派散文所奉守的“义法”。因此散文要存真显诚，表达出作者完全的个性，就必须破除固有的规约。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晚清散文家冯桂芬言论的勇气和识见：“独不信义法之说”，“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⑧我们以后来梁启超的“自评文”对照以上的论说，可以发现其中的联系点。“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⑨“不喜桐城派古文”，表示了梁启超对“义法”的拒绝；拒绝“义法”需另辟蹊径，走向“自解放”；“纵笔所至不检束”则与“不拘格套”、“称心而言”等相通。由此可见，梁启超也承继了前代散文中有益的思想资源，表示了梁启超对散文文体的精神本质有着深刻的把握。但是此前的散文理论没有充分地给出达成“独抒性灵”、“称心而言”的具体路径和实现方式，梁启超的意义正体现为他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寻得散文“自解放”的道路，并走出了一片开阔的风景。 “解放”散文需要文界“革命”。革命是特殊时代的一种规定，“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⑩作为散文家的梁启超看到“过渡时代，必有革命”(11)的大势，应时而为地发出“文界革命”时代之声。梁启超并不是从中国文学的内部结构中设计革命的方法，而是从开放而鲜活的域外体验中获取卓异的思想。这是梁启超既超越前代，又不同于时人的根本所在。近代中国在被动中开放，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却得以自觉地放眼看世界，梁启超是其中一位突出的应时者。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乡人”、“国人”到“世界人”跨越。梁启超自谓“余乡人也”，“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19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既有责任，则当知之，既知责任，则当行之……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12)这是时代使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性格使然。在走向世界，“为世界人”的过程中，日本的游历和体验对梁启超的影响特别重大。“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13)。“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14)使梁启超“脑质为之改易”的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的日本，而是一个将西方近现代文明成功内化、开启着现代化进程的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西学的“中转站”。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正是由其日本经验触发所提出的重大命题。 梁启超在1899年12月首次明确地推出了“文界革命”的念想，激发这一想法的是读德富苏峰著述的启悟。“余既戒为诗，乃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5)德富苏峰的著述不仅成为梁启超“文界革命”直接的思想资源，而且也是他直接借取的写作范式。“盖清季我国文学之革新，世人颇归功于梁(任公)启超主编之《清议报》、《新民丛报》。而任公之文字则大多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时的《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16)比对两人的作品，证之于具体的文例可见这样的论定是信实的，比如德富苏峰有《无名之英雄》，梁启超也有《无名之英雄》；德富苏峰有《社会无无代价之物》，梁启超有《天下无无代价之物》；德富苏峰有《希望》，梁启超有《说希望》；德富苏峰有《新日本之少年》，梁启超有《少年中国说》等等。梁启超“文界革命”的表述中核心语词是“欧西文思”。“欧西文思”相对于桐城派散文的“义法”自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异质，一种散文革命的要义。“欧西文思”的意义是丰富的，但主要意指的是现代西方的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 “欧西文思”并不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全部义项，他将此视为一个重要的“起点”。时隔两年，梁启超又重申“文界革命”的主张。但这时梁启超将“文界革命”由表达的意涵拓展到了表达的工具语言。梁启超一方面在《新民从报》上推介严复译著《原富》，认为“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其译著“精善更何待言”，另一方面又直言：“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17)我们再看严复对梁启超批评的回应，就更可以把握梁启超这里强调的“文界革命”的重心所在。严复认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之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若徒为近俗之词，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以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18)很明显梁启超和严复言说的指向是基于写作价值选择的语言问题，所不同的是梁启超意在以“欧西文思”“播文明思想与国民”，意在新民，与此相应文笔就不能“太务渊雅”、“殆难索”，而应求取“流畅锐达”，平易通俗，以使即使“学童”也可“受其益”。而严复译著和述论虽然在内容上也重视对于西学的绍介和阐释，但其目标的读者不是“学僮”等浅学之人，而是“多读中国古书”的文人官绅。这样在语言上就拒绝“近俗之词”、“粗犷之词”。由此可见，作者不同的写作价值取向的追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写作具体题材题旨乃至语言方式的选择。 早在“文界革命”正式命名之前，梁启超就声言：“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词达而已，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19)在“传世”与“觉世”之间，梁启超选择的是“觉世之文”。这样的选择符合他自身身份设定的逻辑。梁启超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士人，他自画自己的形象：“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惟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20)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政治理想是新民，以为新民是维新的第一要务。他取“中国之新民”、“新民子”为自己的名号；将创办的刊物命名为《新民丛报》，所写的系列论说取名为《新民说》。而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重要方式是办报立说。梁启超有自述：“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21)确实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报人之一，他主笔《时务报》，又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基于新民的政治理想和“为国人”的责任，梁启超十分看重报馆的特殊作用，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22)极言：“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23)近代报刊具有社会传播的功能，梁启超要借助于报刊传播其思想理念，达成其政治理想，这就需要其文本既要内含“欧西文思”，又要语言表达通俗平易，以实现其价值传播的最大化。因此，梁启超“文界革命”是包含内容和形式要素，并且两者是统一的新散文观。从这里我们可以寻得梁启超推崇德富苏峰并受启发倡议“文界革命”的内在原因。欧西文思、传媒和国民是联结两者的关键词。这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逻辑链。 由晚清“文界革命”推至“五四”文学革命，观察其中表达的逻辑和表达的义项，我们可以发现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首先从话题的设计看，“文界革命”与“文学革命”、“文学改良”等关联相通，它们都明确话题指向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其次从话题展开的思路上看，两者具有接近性。在梁启超和陈独秀看来，革命是历史进化的一种基本规律。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开篇关于革命的言说，与梁启超的《释革》十分近似，前者有“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24)，后者有“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25)。同时基于特殊的时代语境，革命的提出都有具体的针对性。倡导“文界革命”，是因为不满“义法”疏空、雅驯格套的桐城派古文；“文学革命”虽然对象所指是封建文学，但陈独秀用以说事的文例许多取自散文，陈独秀认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26)。陈独秀对于写作价值的估定，主要看取的是作品与特定时代“社会文明进化”的“关系”，这与梁启超所说的“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内在的意思是呼应的。再从革命实现的方式路径看，梁启超明确地指出要取法“欧西文思”，并且在语言表达上要“流畅锐达”，平易通俗。陈独秀没有直接地指说，但在《文学革命论》中间接地表达了借取欧西文学以改造中国文学的含义：“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雨果、左拉之法兰西；予爱康德、黑格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歌德、霍普特曼之德意志”(27)。稍后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则推出了“日化”、“欧化”、“人化”散文达成现代化路线图：“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他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日本的语言文章，很受欧化的影响。我们的说话做文，现在已经受了日本的影响，也可算得间接接受了欧化了。”(28)所谓“日化”就是日本化了的欧西文明，因为地理和文化等因素，中国文学更多得便于“日化”的“欧化”，而“人化”则是文学现代性的核心。由此可见，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等文学现代化建设者在精神上存在着的呼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