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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结合刘洁岷的诗歌文本，从诗歌的发生和主题两方面对他诗歌的特点进行分析。一方面，刘洁岷是富于语言、形式和修辞激情的词语扩展型诗人，诗歌的发生、展开即是不断吸纳词汇的过程，贯穿他部分诗作的即是一种处理和容纳异质词汇的一种追求“无剩余”的结构。另一方面，他的社会、伦理和思想的激情，又使他的诗歌具有主题方面的意义，对当代社会精神状态的关注，使他的部分诗作具有强烈的问题感，本文从他诗歌的两个关键词“物”和“人群”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关 键 词：《刘洁岷诗选》/《词根和舌根》/语言激情/“物”/“人群” 作者简介：梁小静(1982-)，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201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文艺美学 该怎么阅读一本诗集，该如何阅读这位6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选？预设存在唯一且正典的写作语境，以一种传记学的方法，不断返回文本的写作语境、诗人的人生境遇，从而对诗歌的发生进行考证、对比；或者预设全知全能的读者，用一种百科全书式的阅读方法，把可能的文本都作为互文性文本来阅读，诗歌谱系、评论、政治氛围……尽可能博学、多方涉猎；或应读者思想意志的要求，将诗歌作为文化论据或个案，使其成为抽象知识、思想激情的材料？在展开无限的演绎之前，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是刘洁岷制作的诗，诗歌透露一股对经验主体进行强劲扭转的力量，其写作主体尽吸经验主体的功力而为自己所化用，强大的吸力显示了写作主体的深厚内力。从诗歌想象与现实经验的关系看，这些文本充满了现代感，刘洁岷撰写与现代事物、现代经验合拍的诗作，其标志像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中对一个被传统经验误导或弱化现代感知的时代中各个领域的创造者所做的观察：“对时代完全不抱幻想，同时又毫无保留地认同这一时代。”“他们摒弃了传统的人的形象，那种庄严、高贵、以过去的牺牲品为修饰的形象，而转向了赤裸裸的当代人，他们像新生婴儿哭啼着躺在时代的肮脏尿布上。”[1]在刘洁岷的诗歌中，对时代的认同不仅仅是把诗歌作为一面稳定的平面镜，通过它反映当代经验中的意象、主题等，它更深刻地体现为新鲜、敏锐的感知(包括嬗变着的诗歌观念)，即它表现为独特的诗歌想象对现实经验的转换、重组，从我的早餐到《我的早餐》，从鱼梁洲到《鱼梁洲》，“《鱼梁洲》”不再是“鱼梁洲”，刘洁岷制造了一个个精密复杂的诗歌装置，诗歌元素之间的咬合与布置都将影响这个装置的运转。在这个装置中，生产与毁除同时进行，即它追求文本、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的“交换空间”。至今为止，刘洁岷已出版《躺着的男人和远去的白马》(1991年)、《刘洁岷诗选》(2007年)、《词根与舌根：刘洁岷诗选2007-2013》(2015年)三部诗集，其中《刘洁岷诗选》(2007年)可以说是他写作风格的一次有意义的展现，它在他的写作中起到了展现、总结和推动新的转折的作用。本文主要以《刘洁岷诗选》为研究对象，将这本作为诗歌装置的诗集稍作“拆卸”，对各个诗歌零件做出观察、识别，并尝试对使零件运转的诗歌“动力”特征和其产品之一——诗歌的主题意义进行分析。 在《刘洁岷诗选》中，收录有一首他90年代初的诗歌《路过》，将它置于刘洁岷写作至今的整个文本系统中时，它的位置显现出来，它是关于“萌芽”的诗，组成它的诗歌因素在刘洁岷后来的写作中，持续地得到培育和“杂交”实验。在这首诗中，诗人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推动诗句前展的力量：意在抵消的重复，和追求自我消灭的可逆性。“我路过”这个词项，在这首诗中有许多复本，但这种重复不是词项的积累，而是在与相关词项的共同协作中，达到周期性的相互抵消。“我路过水草未茂的郊野，那儿的浅溪/光斑间的小鱼与石子摩挲得细腻”，“我”也路过“稻地尽头，庞大闪亮的军用机群”，“我在二十八周岁路过一位八十二的老妪”，“我路过一个少年乞丐的正面又路过一位姑娘的侧面”，“我从左边行走，路过一群右倾分子”，路过“一处园林小品，和在臆测中发黑的阴沟”，在这些诗句中，都各自存在一个中间项，它能够被诗句的两部分分别重复，但重复所依据的不是积累的原则，而是相互消灭、蒸发、减少剩余物的原则。而最终，“我路过一条矮种狗，它转眼把我路过”，诗歌已形成的中间词项“我路过”被修改了，“路过”变成了具有重复功能的词项，它被“矮种狗”重复，因而前面看似积累的“我路过”，被一个异质的、相反方向的重复“狗路过”抵消了。作为刘洁岷的早期诗歌，这首诗已经较清晰地显示了他诗歌写作中一个持续的努力，和表征在诗歌中的结构：意象、声音材料的凝聚与耗散，“反积累”，相反力量的馈赠、交换直至抵消，在诗歌内部建立流通体系的追求。波德里亚对他所赞赏的诗歌有一个界定：“好诗就是没有剩余的诗”，“就是把调动起来的声音材料全部耗尽的诗，相反，坏诗(或者根本不是诗的诗)则是有剩余的诗，在坏诗中，不是所有的音节或有意义的词语都被其复本重新抓住，不是所有的词语都像原始社会的交换/馈赠那样在一种严格的相互性(或对立性)中蒸发和耗尽。在坏诗中，我们可以感到剩余成分的分量，它没有找到自己的对应物，因此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死亡和免诉，没有找到可以在文本自身操作中进行交换的东西：正是根据这个残余物的比例，我们可以知道一首诗是话语的残渣，是在可逆性言语的节日中没有烧完、没有失去、没有耗尽的某种东西。”[2]276“没有剩余的诗”比“反讽”“悖论”“张力”等诗学概念在表述诗歌元素的结构关系时更彻底，它为诗歌提供了言语交换的视角，以材料的“交换”而不是“积累”促动诗歌元素的流通、相互性，因为语言单位和价值的可逆性，这唯一的大形式，在所有领域中都相同的形式，“可逆性的、循环复归的、废除的形式，在各处结束了时间的线性、语言的线性、经济交换和积累的线性、权力的线性”[2]2。刘洁岷在路过中实现的正是：时间、地理、空间、主体的非线性、可逆性，最后，这个凝视主体“我”也可逆了，他在循环中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这本诗集中另外几首诗歌，如《二爹私奔》《乘飞船远行》等，像《路过》一样，具有移步换景的特征，对历时经验的共时体验，不同事物在诗歌中的并置，诗歌的主题词项似乎处于缺席状态，但一种深层的动机、形式却运行在诗歌元素中，即非线性的力量，不断循环以抓住原来的意象进行能量交换的力量，它们因此透露出相关性、相互性，从而达到抵消、蒸发、毁灭，刘洁岷的这类写作努力在文本内部破除词语过度积累的神话，在这个写作神话中，词语的生产、积累是神圣的和不朽的，而这个积累的神话实质上是关于同质性的、抒情的神话，它同资本主义的积累活动一样，试图实现只生产不毁除的神话。但这无法进入毁除领域的语言，刚诞生就沦落为语言垃圾、符号污染：“繁衍的语言，瓦砾堆的语言。”[2]57在生产即是制造过剩物的空间中，迫切需要的是有效交换、甚至如夸富宴般毁除语言的空间：需要“梦境的阴面：用来驳斥的话”(《刘洁岷诗选·毁容》)。所以以“驳斥”、反讽、悖论、张力为特征的追求“没有剩余”的诗歌，在进行词语、意象的生产的时候，也在寻找文本中的交换空间，寻找毁除的力量。 刘洁岷的诗歌充分关注了“仿效”主题，与之相关的主题近义词“模仿”“扮演”“演练”在他90年代的诗歌中持续出现。一方面，演练、模仿，是意识形态的过剩生产： 用来温存的话，幻境的同谋 被人们反复演练；只有小屁孩 会借助街灯，打完最逼真的一场 摇滚足球——被认定并不放肆，但原则上 需要经过批准；据要求 从形象和动作特别是声调 我们要与潜滋暗长的理由一致 超稳定的时代，喉咙里，厨房深处 巨大连续的吞咽之声 凶猛、愤怒得发抖的饕餮 与又一件干净的器皿，保持一致 ——《刘洁岷诗选·毁容》 意识形态训练下的生产机器，丧失了回赠、交换的财富与空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称为“反抗”的状态，同时是馈赠，是观念、精神的回馈与交换，但此刻只有意识形态的累积，废物般堆砌，与生产对应的毁除缺席了。在这首诗里，刘洁岷将可逆性、非线性的力量具体化，将它置放于政治、意识形态环境当中，在生产与毁除、馈赠与反馈赠、演练与反演练、批准与反批准等关系中暴露出对各种可逆和可循环关系的破坏和阻碍因素，人成为线性、单向施与(强加)的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