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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梁末文学创作转变的意义 (一)为宫体文学提供借鉴，成为反思宫体文学的素材 宫体文学是以萧纲为首的梁代作家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探索，但其结果却是消极的、失败的，以至于骂名千古。是战乱刺痛、震撼甚至洗涤了作家的心灵，所以他们乱后的创作不约而同地转向描写家国时事和乱离情怀，视野宏阔，沉郁苍凉。在历史评价中，宫体作家骂名千古，似乎创作宫体作品完全是出于作家自身的原因，可是，梁末宫体作家创作的转变却说明，当生活发生巨变时，他们便立即扫除了原来的宫体风习，这说明生活才是创作的根本源泉，宫体文学之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特定的生活。进而我们会问：所谓“特定的生活”又是如何产生的?在我们看来，就在于特定的人文、历史和思想条件。宫体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原因复杂多样，应联系思想、文化、历史进行多角度解释，而不能归因于某一点，详参拙著《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中关于宫体诗的论述[3](PP.187-193)。这是梁末创作的转变留给我们的基本思考。 应该说，梁末文学创作转向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甚至可以推理，如果这些作家有着充裕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诞生一批高品位的优秀之作，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能走出侯景之乱。但无论如何，应该对梁末文学创作的转变给以肯定。张溥云：“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尽态，模范是出。”[12](P365)其实，徐、庾文章与唐人最近的是他们的后期诗文，而其后期诗文的开端正在侯景之乱以后。所以，梁末文学的转变有着较深远的文学史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梁末文学创作的转变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发生的，而不是作家的主动选择、积极思变；萧纲等人主动选择的宫体文学是一条不归之路，而被动走上的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文学大道。 (二)梁末文学创作转变与文化转型 梁代后期形成了香艳、软媚的文化品位，当时文化虽然号称全盛，但骨子里却缺少积极、刚健的发展动力；这样的文化方向，如果没有变革，那必然是死路一条。因此，梁末已经处于南方文化发生变革的边缘。侯景之乱摧毁了原来文化的发展基础，也必然带来文化的转型。遗憾的是，限于文献，我们只能通过文学创作的转变来推理梁末文化的转型。 梁末文学创作的反思特征，可以证明梁末文化的转型。比如庾肩吾在《乱后行径吴邮亭诗》中坚信能平定侯景之乱，萧纲在《悔赋》中追悔梁末政治决策的重大失误，沈炯在《归魂赋》中将个人命运置于家国命运的背景上，痛陈心路，反思生平，都体现出鲜明的反思特征。更有甚者，前引许多书信、军国文献等，严肃思考时代政局，积极探寻拯救国家的方略，这比起宫体文学的思理苍白来是明显的进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侯景之乱以前没有人反思，比如乱前的贺琛、萧介、傅歧，分别对梁朝的积弊和侯景南投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但相比之下，梁末的反思却形成一股思潮；尽管这些反思来得有点仓促、被动，可毕竟进步了许多，可看成是梁末文化转型的表征。 我们还可以从梁亡后的一些信息来推理梁末文化的转型。梁朝的灭亡成了遗民心里的沉重痛楚，即使他们再次出仕，对于梁朝仍难释怀。如庾信、颜之推，虽身仕北朝，却魂牵故国，其《哀江南赋》和《观我生赋》在叙及梁亡时，沉痛、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萧纲之子萧大圜，身仕北周，却抄写萧衍、萧纲文集，编纂《梁旧事》30卷，显然是对梁朝覆亡的反思。另据《隋书·经籍志》载，作于侯景乱后或梁亡后，反思、记载梁朝故事的著作尚有何之元《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姚勖《梁后略》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梁太清录》8卷(作者不详)，刘仲威《梁承圣中兴略》10卷，《梁末代纪》1卷(作者不详)，谢吴《梁皇帝实录》5卷，《天正旧事》3卷(作者不详)，《皇储故事》2卷(作者不详)。此外，《北史·裴政传》载裴政有《承圣实录》10卷(《隋书》本传载为《承圣降录》10卷)。尽管这些著作已亡佚，但从题目可知，其中至少有九部是关于侯景之乱后的梁朝历史的。这批著作既是遗民情结的体现，也是侯景之乱后梁代文化反思特征的延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大乱之后必有反思，是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遗憾的是，梁末文化的转型是短暂的。陈朝建立后，延续了宫体创作和佞佛风习，回到侯景之乱前的文化发展方向上来。但这并不能抹杀梁末文化转型的意义，从理论上看，梁末文化的转型是唐代文化到来前的曙光。这也正印证了金克木先生的话：这“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而不是结束。看来，可以承认梁代及其前后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之一”[13](P2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