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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建安文学这个高峰，文学的自觉时代拉开序幕，文学的重要性和地位也逐渐提升。魏文帝取士“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18)与左雄主张的“文吏试牋奏”相同，表明取士重视属文的最初目的是要求官吏具备撰写公文的能力。在这样的制度下，魏、西晋时期以文章取士开始成为主流，以至于出现“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19)的现象。试举几例： (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泰始中，举贤良。(《晋书·夏侯湛传》) (卢)湛字子谅，清敏有理思，好《老》《庄》，善属文……后州举秀才，辟太尉掾。(《晋书·卢钦传附湛传》) (傅)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州举秀才，除郎中，与东海缪施具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晋书·傅玄传》) (温)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后举秀才，灼然。(《晋书·温峤传》) (嵇)含好学能属文……举秀才，除郎中。(《晋书·嵇绍传附从子含传》) (张)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郡守鲜于嗣荐华为太常博士。(《晋书·张华传》) (曹)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举为佐著作郎。(《晋书·曹毗传》) 从对夏侯湛“善构新词”、张华“辞藻温丽”和曹毗“善属词赋”的褒奖中，隐约可以感觉到其中蕴含着一股由“笔”向“文”转变的风气。不过从现有史料来看，这种趋势似乎没有正常地发展下去，南渡后国祚更长的东晋在取士制度上却罕有倾向文辞的记载。《文献通考·选举七》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东晋元帝初，以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策试，后以经略粗定，乃令试经。其后孝秀莫敢应命，至者多辞以疾。”(20)察举后的铨选环节改试“经”，想必是东晋时期取士不重文辞一个体制上的原因。 真正称得上开启隋唐“诗赋取士”之途则要从南北朝时期算起，尤其南朝更为突出。究其原因，统治者个人喜好是推动这一趋势的最重要一环，当然说到根本，帝王的喜好必然也是先受到文学自身繁荣发展影响。首先在南朝最稳定的宋文帝时期：“元嘉十五年(438)，徵(雷)次宗至京师……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21)这里从“儒学”中分离出来的“文学”科才真正具有了区别于孔门四科与王莽“明文学”科的意义。之后残暴荒淫的宋孝武帝刘骏的导向作用也值得一提，《文献通考·学校考二·太学》载：“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22)宋明帝泰始六年(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23)“(梁)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24)则更毋庸多言。上之所好，导致南朝基本呈现“文学”压倒“经学”的态势，清赵翼《廿二史剳记·南朝经学》条从经学视角对此做了描述：“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统计数朝，惟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儒学稍盛。《齐书·刘瓛传》谓：晋尚玄言，宋尚文章，故经学不纯。”(25)在这样的风气下，由擅长诗赋而察举者从5世纪晚期开始大量涌现，兹举几例： 朱百年……颇能言理，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郡命功曹，州辟从事，举秀才，并不就。(《宋书·朱百年传》) (何)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梁书·何逊传》) (张)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起家著作佐郎。(《梁书·张率传》) (伏挺)及长，有才思，好属文，为五言诗，善傚谢康乐体……齐末，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梁书·伏挺传》) (王褒)七岁能属文……弱冠举秀才。(《梁书·王规传附褒传》) (陆)琼幼聪慧有思理，六岁为五言诗，颇有词采……永定中，州举秀才。(《陈书·陆琼传》) 北朝重文之风虽不如南朝，但擅长诗赋的文人被举秀才也屡见记载： (邢)产，字神宝。好学，善属文。少时作《孤蓬赋》，为时所称。举秀才，除著作佐郎。(《魏书·邢峦传》) (裴让之)魏天平中举秀才……省中语曰：“能赋诗，裴让之。”(《北齐书·裴让之传》) 《北齐·马敬德传》记载：“(马敬德)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至京。”(26)这是一条信息很丰富的材料，马敬德初被举为孝廉固辞不就，转而求举“例取文士”的秀才，可见秀才科地位远非孝廉能比；但州郡长官却认为马敬德只是“纯儒”而不愿推荐，可见秀才科又并不完全以文章学术为主；最终通过五条“方略策”试才被欣然举送，显示已经与隋代、唐初的科举秀才没有区别了。《魏书·崔亮传》中北魏吏部尚书崔亮因应选人多而奏请以“停解日月为断”(即按资历年限)，外甥刘景安批评他的取士之法导致：“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氏姓高下”，(27)魏收作评：“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28)可以清楚地说明北朝6世纪初秀才、孝廉、中正三种取士方法同时并行，且已经出现“止求其文，不取其理”的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