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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流派的文化共同缔造了绚丽的华夏文明，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态度无疑是长期的政治主流，这股潮流甚至可以适用于许多“伪释道”，不同的只在于所“学”之术。取决于不同的文化发展水平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我国古代取士制度也在不断变化演进，唐武后时期薛登《论选举疏》中对此有简要概述： 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徵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爱放达。晋宋之后，只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受职惟贤之义。有梁荐士，雅好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身为务。逮至隋室，余风尚存……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⑦ 这是对唐以前历代取士准则的简要概括，具体到内容与方式，两汉时期设置的举贤良对策、察孝廉、举秀才、试明经、选博士等取士途径成为长期沿用的主流。《魏书·陈群传》记载魏尚书陈群建立九品中正制选官的新制度，这一制度在近400年的时间里日益堕落，获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恶果。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提到“九品中正”选官，总是习惯于将它视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取士制度，实际上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通过察举取士仍然是对整个社会影响较大的主要选人方式。建安以后文学创作逐渐步入自觉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审美所能带来的愉悦展现出特殊魅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产生影响，而诗赋最终进入取士制度，更有着一个“文学—文章—诗赋”的渐进过程。 汉代以举孝廉和举秀才两科为重，当时的以文取士就集中表现在秀才科。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开始定期或不定期州举秀才(东汉避光武讳称茂才)，这时所谓秀才十分宽泛，文士、武士等才能突出者均可举秀才，一如《汉书·武帝纪》中所说“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⑧。很快到元帝时期(前48—前33)取士就开始倾向于文学之士，既有“少好书，博达善属文”⑨的陈汤(后成为西汉名将)被富平侯张勃举荐茂材，也有“习《鲁诗》、京氏《易》”⑩的李昺被举茂才，说明此时的“文学”包括经学章句之学与辞赋文章之作。东汉时期“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谣谚已经清楚表明总体来说秀才科倾向才学修养，孝廉科看重品行高下。东汉“章帝时诏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11)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实行的“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牋奏(12)的考试制度一改察举后通过策试铨选的传统，考试内容已经与明经、进士科十分接近，可说是科举试文章的一次早期探索。在汉代“独尊儒术”的背景下，长于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士还有通过举明经、郡文学、举博士、博士弟子等途径入仕。另外，西汉以孝治国，奠定了两汉取士往往兼重“才行”的基调，《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中所载“(郅)寿，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称，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13)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说明具备德行的文人才适合被察举，这也正是唐代贾至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举例“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词以观行，则及词也”，借以区别当时科举导致“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14)之弊的论据之一。汉代州郡察举的秀、孝之才贡于朝廷后，多拜为郎官备帝王顾问差遣。《文献通考·选举九》：“汉制凡郡国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调僚属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15)东汉随着机构变革，各类郎官成为政务中枢尚书台各分曹的行政长官，逐渐享有了实权，为此韦彪曾上疏章帝曰：“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闲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16)这是较早质疑以文辞取士制度的言论。东汉末年蔡邕也曾上封事：“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针对汉末新置鸿都门学以“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17)提出批评，这是在制度上以辞赋教学、取士的最早记载，取士言“诗”则两汉不及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