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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多数学者都将“以诗取士”与唐诗繁荣关系的讨论限定在唐代进士试诗赋的范围内，文章通过梳理汉代以来的材料，试图勾画出中古以来取士制度“文学—文章—诗赋”的一个渐变过程，从而证明文学繁荣影响取士制度由来已久，反过来取士重诗赋对唐诗繁荣的作用也从齐梁以来便已显露苗头。 关 键 词：诗赋/取士/唐诗/进士试 作者简介：高晓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唐代文学，北京 100732 1979年皇甫煃发表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是较早关注取士制度与唐诗繁荣关系的研究论文。文中提出：“唐代以诗赋取士与诗歌繁荣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看时间的谁先谁后。如果唐初就以诗取士，那么可能是以诗取士影响、促成了唐诗的繁荣，反之，如果以诗取士较晚，像制举试诗、赋是在天宝末年，那么就是唐诗的繁荣，影响、促使了制举试诗、赋。”①这一段话成为后人思考这一问题的定式思维，所以从皇甫先生自己开始多数研究者都将关注点集中在对“进士试诗赋”的考察上。永隆二年(681)八月诏令“自今以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以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②。已经是学界公认的“进士试杂文”的准确系年，所以又引出所谓的“杂文是否包括诗赋”的争论，之后举出《文苑英华》中的记载，证明张子容开元元年(713)所作的《璧池望秋月》、《长安早春》、王泠然《古木卧平沙》、刘眘虚《积雪为小山》等试帖诗都比《登科记考》载开元十二年(724)祖咏所作《终南山望余雪诗》要早，证明最晚开元初已经有杂文试诗赋的情况。最后，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根据《登科记考》中的记载，判定“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③，也基本成为学界定论。 建立在这些考证成果上，皇甫煃先生认为：“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俭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④傅璇琮先生也不同意说进士试诗赋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认为“实际情况恐怕倒是相反”，进士科考试诗赋“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⑤。这两个结论看似相同，但我认为傅先生的结论较为严谨，无可厚非，而皇甫先生的结论便可能略有疏漏。原因就在于傅先生用的是“进士试诗赋”，而皇甫先生用的是“诗赋取士”，即将“取士制度”与“进士科举”在很大程度上错误地对等起来。此后虽然“科举与诗歌繁荣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不少可贵成果，如程千帆先生指出“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按：举子将自己的诗赋文章献纳于文宗显贵以求延誉的行为)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⑥总体上都是以唐代进士科试诗赋之后作为讨论的起点，似乎在此之前诗赋与取士制度没有关系。本文认为，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来看，文学自身的繁荣发展影响到朝廷取士制度越来越重视诗赋创作能力没有错，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以开元、天宝间进士试诗赋为起始标志的。即使不算司马相如之类靠作大赋直接擢授官职，以赋取士在东汉末年就已经有过制度上的设置，经过建安时代，“诗”在西晋时期曾开始出现影响取士制度的迹象，然而这种趋势在永嘉乱后中断，直到南朝在几位好尚文学的帝王引导下，齐梁重新掀起取士向诗赋文辞倾斜的趋势，并直接导致唐进士试诗赋的结果。“利禄所由出”，必然会使举人越来越重视诗赋创作，从这个角度说，取士制度对唐诗繁荣以及盛唐诗歌高峰出现的影响在以前是被大大滞后和低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