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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清党”中“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鲁迅，留下了永久的创伤性记忆，“精神创伤的可怕性乃在于它的不情愿性”，“它所以是不情愿的，是因为它既不能被忘却，也不能被有意识地加以记忆，更不能被转移到一个对它进行彻底检讨的过程中去”(50)，鲁迅对“清党”之前历史的遮蔽和重叙，让我们看到了科赫此言的正确性，所以本文试图对此进行重新的“彻底检讨”，这种检讨不是简单的判定是非对错，而是试图呈现鲁迅与历史的复杂性。在这其中，有两个结论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一)两个鲁迅形象 对《鲁迅在广东》的真实性的考证，还原出一个曾经热切欢迎和支持国民革命的激进的“革命鲁迅”形象，它的存在证明了1920年代其实是一个鲁迅思想不断革命激进的时期，而过去的研究由于总是盯着《彷徨》、《野草》和《朝花夕拾》，就自然得出了“落潮期”的结论，这是严重脱离历史实际的。而从鲁迅对《鲁迅在广东》的否定中，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被压抑的坚持自我的鲁迅形象，“两个鲁迅”的矛盾纠葛，其实是内因与外因、主动与被动交相混合的产物，它们凸显出鲁迅自身的复杂性和悖论性，以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进一步来看，“两个鲁迅”其实也是“在朝革命”和“在野革命”的区别。由于鲁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个“在野革命”的状态，并且因为鲁迅死得早，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公众，其实都很想知道“在朝革命”状态下的鲁迅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历史无法假设，追问“假如鲁迅活着”并不会有结论。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在广东》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它为我们保留了一个鲁迅“在朝革命”的珍贵文本，使人看到鲁迅是如何配合强势话语来推动革命，以及他的动员功能是如何压倒批判功能的，而这对于理解鲁迅为何会在“文革”如此受欢迎，也是很有帮助的。 (二)历史的建构性 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鲁迅对自我历史的遮蔽和重叙，它让我们看到了“回忆的真实性问题，显然不仅有其主观方面，而且还有其社会方面”(51)。当“清党”的杀戮惊醒了鲁迅的幻梦，他开始反思自己的革命之路，在忏悔赎罪的同时，将那个“革命鲁迅”“忘却”，并以否定国民革命的新立场重溯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凸显出一个被革命绑架扭曲的“鲁迅”形象。不难看出，“回忆”总是着眼于当前来再现过去，因而它不能等同于“历史”本身，即使它是历史当事人的自述，其可靠性也不是自明的。不仅如此，1934年鲁迅对《鲁迅在广东》的那些新的否定理由，让我们看到了“回忆”还具有可变性和可构性，随着时间距离的加大和新社会意识的介入，“回忆”与“历史”的差别越来越明显。 但是，后来者对鲁迅的历史自叙几乎是全盘接受，这绝非失察可以解释的，尽管马蹄疾、李伟江等学者多次发出过质疑的声音，但鲁迅研究界更愿接受那些鲁迅的历史重叙，因为它们满足了接受者的现实期待，共产革命者自然认同鲁迅对国民革命的否定，思想革命者也相信鲁迅被激进革命所绑架利用，于是鲁迅这段重构的记忆就成了接受者树立认同和进行现实批判的一种再生性资源，在不断的阐释中，过去和当今合二为一了。 所以，鲁迅研究决不能仅仅以鲁迅的自叙为基础，更不能只依据《鲁迅全集》进行研究，事实上，《鲁迅全集》及其注释是鲁迅本人和研究者共同建构的一个历史文本，而忽视了文本的建构性就容易制造出神话，所以我们必须“化经为史”。其实之前日本学者对于仙台幻灯片、周作人对《父亲的病》、王得后关于《两地书》等等的研究质疑，都提醒我们注意鲁迅自我叙述的建构性问题，但是学界对此缺少足够的关注，甚至认为日本学者琐碎而无聊。这反映出学界对史料的认识尚停留在辑佚、辨伪的层次，更缺少文本批判的意识，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鲁迅史料发掘殆尽的错觉，也会忽略了伪史所反映出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意义。在这方面，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尤其值得我们借鉴，他凸显了历史的“话语”本质，并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去考察“权力”与“话语”的互动。也只有从“话语”的角度，我们才能看到鲁迅的思想变化与社会历史的互动性和复杂性。 注释： ①参见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10月；沈鹏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光明日报》1961年9月21日。 ②吴中杰：《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③(48)(51)［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7、67页。 ④《鲁迅在广东》(书刊介绍)，《北新》周刊第1卷第47、48期合刊，1927年9月16日。 ⑤参见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及其参编的《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等。 ⑥《鲁迅全集》目前收录的是《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来自1927年3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原题为《本校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演说辞》，这明显是一个压缩稿，与实际演说内容出入也较大。 ⑦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123、132页。 ⑧参见张钊贻、李桃：《老调子还没有唱完——追溯〈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文本源流》，《鲁迅世界》2002年第3期。 ⑨(11)王世家：《也谈〈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文本源流》，《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3期。 ⑩马蹄疾：《鲁迅讲演考》，第132页。 (12)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语丝》第4卷第19期，1928年5月7日。 (13)朱金顺：《对〈老调子还没有唱完〉一文的补充和辨证》，《鲁迅世界》2002年第4期。 (14)鲁迅：《通信(复Y先生)》，《语丝》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15)鲁迅：《答有恒先生》，《北新》周刊第1卷第49、50期合刊，1927年10月1日。 (16)景宋(许广平)：《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国民新闻?新时代》，1927年2月。本文同收入《鲁迅在广东》。 (17)鲁迅：《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591、602、549、605页。 (18)(36)(38)尸一(梁式)：《可记的旧事》，《中华副刊》，1942年10月，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282、283、281页。 (19)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2月25日，《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21页。 (20)《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编者附识》，《广东青年》，1927年第3期。 (21)梁式：《老调子已经唱完?按语》，《国民新闻?新时代》，1927年3月，转引自马蹄疾：《鲁迅讲演考》，第167页。 (22)鲁迅：《革“首领”》，《语丝》第153期，1927年10月12日。 (23)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6月12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页。 (24)鲁迅：《小杂感》，《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25)鸣銮(余鸣銮)：《欢迎鲁迅先生》，《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第26期，1927年1月27日。 (26)坚如(毕磊)：《欢迎了鲁迅以后》，《做什么？》第1期，1927年2月7日，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第215页。 (27)鲁迅：《马上日记之二》，《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7月19日。 (28)鲁迅：《在钟楼上》，《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29)鲁迅：《致许广平》(一一九)，1927年1月2日，《两地书全编》，第599页。《两地书》出版时删除。 (30)鲁迅：《在钟楼上》，《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爱而”即李遇安。 (31)鲁迅：《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第549、542页。 (32)(34)(37)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10月。 (33)黄英博：《血腥的斗争和伟大的跃进——记鲁迅先生应聘来穗》，《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黄英博当时是中共中山大学总支宣传委员，鲁迅的学生。 (35)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第173页。 (39)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0页。 (40)(42)鲁迅：《答有恒先生》，《北新》周刊第1卷第49、50期合刊，1927年10月1日。 (41)(46)鲁迅：《通信(并Y来信)》，《语丝》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43)(50)［德］格特鲁德?科赫：《感情或效果：图片有哪些文字所没有的东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76页。 (44)(47)［德］马丁?瓦尔泽：《德国演说集》，转引自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67页。 (45)《通信(并Y来信)》，1928年3月13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96页。 (49)汪晖：《初版导论》，《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