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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鲁迅形象 仔细比对《鲁迅在广东》和“清党”后的鲁迅自叙，可以看出它们在三个关键问题上有着重大差异： (一)战士招牌：被动革命还是主动配合 关于初到广州的情况，“清党”之后鲁迅致李小峰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 这几段话使人看到了一个被绑架的“被动革命”的鲁迅形象，但是，林霖所记的《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与此颇有出入： 我为什么要来呢？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这样我便到此地来了。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将来，广州文艺界有许多创作，这是我希望看见的，我自己也一定不站在旁观者地位来说话，其实在社会上是没有旁观地位可说的，除了你不说话。我年纪比较老一点，我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那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 从林霖所记的来看，鲁迅显然是因为支持革命而来的广州，他虽然无力开路，但主动表态“不站在旁观者地位来说话”，“很愿意”“站在后面叫几声”。在许广平按鲁迅意思所写的《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中，她也提到：“如果中大需要我——鲁迅先生自己——来，我可以尽一点力量，自然要来的。”(16) 其实在来广州之前，鲁迅就一直为今后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而“徘徊不决”，他最初对中大主任“那种烦重的职务”表示“我是不干的”，但不久他又觉得“中大的职务，我似乎并不轻，我倒想再暂时肩着‘名人’的招牌，好好的做一做试试看”。关于这些游移摇摆的根源，鲁迅自言“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然而正如他自己体会到的，“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更多时候他选择了“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17) 初到广东的鲁迅展示出的，正是这种“被动革命”和“主动配合”的矛盾纠葛，但“主动配合”占了上风的状态：一方面鲁迅对有的演讲“不表热心，以不认识广州市的路来推却”(18)，私下抱怨“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19)；但更多时候，鲁迅积极参加了很多集会演讲，呼吁学生民众支持参与革命，主动向邀请者表示“有空闲的时间他很喜欢来指导我们”(20)。梁式也曾记“鲁迅先生被香港的人邀请去演讲，便毫不迟疑地应允了；他的受了伤的脚还没有复原，他便赴约去了”(21)。所以，《鲁迅在广东》所展示的是一个在公开场合主动革命的“鲁迅”形象，它是鲁迅当时真实状态的反映，说鲁迅此时完全是“被动”的或者是“独立”的，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广州之旧：奉旨革命还是永远革命 关于初到广州的观感，“清党”后，鲁迅在《在钟楼上》、《通信(并Y来信)》等文章中这样说： 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中略)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中略)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在钟楼上》) 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很不免哀痛。(《通信(并Y来信)》) 鲁迅这些话的重点是强调作为革命中心的广东，其实和北方的军阀统治没有什么不同，存在的只是一种“奉旨革命”现象，事实上“反革命”正在潜伏着，“清党”就是明证，这也因此被沈鹏年、徐彬如等人进一步解读为鲁迅对“红中夹白”的“清醒的认识”。但是，《鲁迅在广东》中的演讲是这样说的： 据我二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得紧张一点，革新一点。……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鲁迅先生的演说》)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读书与革命》) 而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中，鲁迅这样谈“奉旨革命”： 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 从鲁迅这些“清党”之前发表的言论来看，他的确一到广州就发现了它的“旧”与“奉旨革命”问题，但是鲁迅并非将此视为“反革命”的潜伏，而是视为革命对于旧势力革除不彻底，所以他的真正意图是呼吁学生和民众，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永远革命”精神。而查1927年5月5日鲁迅发表在《国民新闻?新出路》上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面基本忠实的记录了鲁迅对广州“革命精神已经浮滑”和革命策源地有成为“后方”“危机”的批评，所以他所言自己的“坏话”被删除的现象，此处也很可疑。 之所以“清党”后鲁迅对“广州之旧”的叙述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清党”的“恐怖”和关于自己亲共的流言，让鲁迅处在一种受监控的不自由状态，他由此发现南北政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头”(22)，甚至广州“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23)，如果说北方是“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那么南方则是“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24)。 (三)革命文学：政治工具还是革命工具 “清党”之后，鲁迅在《怎么写》、《革命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文章中对“革命文学”进行了讽刺批判： 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怎么写》) 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革命文学》) 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这些言论的核心是批判革命文学的政治宣传性和杀人工具性，并以这种假革命文学的存在，反证这是一场“假革命”，因此被那些试图剥离鲁迅与革命关系的学者解读为他一贯的启蒙独立精神的体现。但是，《鲁迅在广东》所记的鲁迅演讲却是这样说的： 文艺这个东西大不可少，究竟我们还有意思，有声音，有了这些，我们便要叫出来，我们有灵魂，得让他叫出来使大家知道。……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这个对于中国，对于广东，对于一切青年的思想都有影响的。(《鲁迅先生的演说》)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读书与革命》) 从这些话来看，鲁迅其实也在倡导一种广义上的“革命文学”，它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其最终目的也是“把革命的伟力扩大”。也正因此，鲁迅成了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国民党方面首先将演讲稿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主编余鸣銮撰文希望鲁迅“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25)中共方面也不示弱，发文呼吁青年响应鲁迅的号召，“喊出来”、“联合起来”，“负起我们文艺的使命来”。(26) 不过随着北伐战争和广州革命形势的变化，鲁迅认识到“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革命潮流的鼓荡”，使“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所以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公开提出了“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观点，批评“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他指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也正因此，鲁迅在广州时期作文很少，但大量的参与集会演讲，动员学生“读书不忘革命”。 很显然，“清党”之前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看法有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是基于“革命斗争工具”的现实需要，这一点和“清党”之后因为“革命文学”成为“政治斗争工具”而否定有着本质不同，他后来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总结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