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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邱焕星，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前关于鲁迅初到广东的情况和心态，因为保留下来的直接资料很少，基本依据的是他本人在《通信(致李小峰)》、《答有恒先生》、《怎么写》、《在钟楼上》、《通信(并Y来信)》等文章中的自述，在这些文章中鲁迅重点谈了自己是如何被绑架、利用和扭曲的。由于鲁迅在批判国民革命变质的同时，也痛责自己“帮助着排筵宴”，文章负有“诱杀青年”的责任，这种“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的态度深深打动了后来者。因此，鲁迅的这段自叙史不但从未被人质疑，更是被研究者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旧的共产革命解读视角，认为鲁迅具有“清醒的认识”，一到广州就发现了“红中夹白”，“假革命”将要占领革命策源地；①新的思想革命解读视角，则认为“鲁迅基于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自由思想，不肯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②。 但是，既往认识忽略了一个重要之处，即鲁迅的这些自叙都是他清党之后的历史追叙，这其实是将“幸存者的视角特权化”③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重新发掘鲁迅初到广东的资料并据此重建历史的叙述，也正因此，钟敬文在《鲁迅在广东》中搜集的那些鲁迅初到广州发表在报刊上的演讲稿，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考察这些演讲稿的真实性，分析鲁迅否定它们的原因，并据此探究鲁迅思想和历史叙述的复杂性，就成了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太失真”与“未改正”？ 1927年7月，钟敬文编辑的《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书中收录了12篇时人关于鲁迅的评论，并附录了鲁迅在广东的一篇杂文《黄花节的杂感》和三篇演讲，即《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林霖记)、《老调子已经唱完——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鲁迅)、《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鲁迅讲林霖记)。该书后来在《北新》上打出了广告：“本书乃收集鲁迅在广东时，那里的一般青年访他，诵扬他，批评他，希望他的文字而成。后附鲁迅先生在广东的言论和演说，皆极有价值之作。实价三角。”④ 但是鲁迅对此书的出版极为不满，他先是在1927年9月3日致信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表示抗议，该信随后发表在10月1日的《语丝》第151期上，算是鲁迅的一个公开声明：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9月19日，鲁迅又分别致信翟永坤和章廷谦说： 《鲁迅在广东》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大约是集些报上的议论罢。但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 北新出了一本《鲁迅在广东》，好些人向我来要，而我一向不知道。 1934年，鲁迅又和编辑《集外集》的杨霁云多次通信，反对他收录这些演讲： 又，在香港有一篇演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因为失去了稿子，也未收入，但报上是登载过的。至于《鲁迅在广东》中的讲演，则记得很坏，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 先生都不要它。(5月22日) 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这事我当于自序中说明。(12月11日) 各种讲演，除《老调子已经唱完》之外，我想，还是都不登罢，因为有许多实在记得太不行了，有时候简直我并没有说或是相反的，改起来非重写一遍不可，当时就因为没有这勇气，只好放下，现在更没有这勇气了。(12月14日) 那两篇讲演，我决计不要它，因为离实际太远。大约记者不甚懂我的话，而且意见也不同，所以我以为要紧的，他却不记或者当作笑话。(12月18日) 《老调子……》原是自己改过的；(12月19日) 12月20日，鲁迅在为《集外集》所写的《序言》中特意强调：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前后如此之多的意见，无疑说明了鲁迅对《鲁迅在广东》的重视和不满，在这些意见中，最核心的就是“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后来的研究者也都采信了这一点，所以直到现在《鲁迅全集》也未收录林霖所记的这两篇演讲。然而，马蹄疾、李伟江等学者通过查阅原始资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⑤： 首先，林霖记的《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在1927年4月1日的《广东青年》第3期发表时，“编者附识”强调：“《读书与革命》是中山大学开学鲁迅先生的一篇讲说词，由林霖同志笔记，鲁迅先生又亲自校阅过。”因此马蹄疾、李伟江都建议此文收入《鲁迅全集》⑥。 其次，《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在1927年1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26期发表时，林霖在“记者附志”中强调该文因为编辑催稿，“不得已，只得向鲁迅先生和读者告罪，把这篇稿子发了”，的确未经鲁迅审阅。但是，“清水”在1936年12月5日汉口《西北风》第13期发表的《我忆念到鲁迅先生》中也大量提及了本次演讲，马蹄疾比对后认为所记与林霖的大同“小异”，所以他认为：“这篇讲稿的内容，当然与鲁迅的讲演有‘漏落，错误’的地方，但其基本观点与鲁迅的原意大致是一致的，其中谈到的一些问题的观点，是符合当时鲁迅的思想的，我们可以从鲁迅当时的其他文字里找到类似的观点。”⑦ 第三，鲁迅对《老调子已经唱完》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明显变化。查鲁迅书信，可以发现1927年3月3日他在致刘随的信中说：“讲演稿自然可以答应先生在日报发表，今寄还。其中僭改了几处，乞鉴原为幸。”但因为此文在香港未能发表，鲁迅做了大幅度修改后(字数从两千多变为四千多)发表在3月的《国民新闻?新时代》上，《鲁迅在广东》收录的就是这个版本。鲁迅后来又给了孙伏园，由其转载在5月11日的汉口《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上。⑧王世家认为鲁迅态度转变的原因应该是“鲁迅失记。后经杨霁云的提示，他的态度有了转变”⑨。 很显然，鲁迅所言的“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是有问题的，所以马蹄疾指出：“现在看来鲁迅当时删去这两篇讲演稿，不光是因为内容有‘漏落，错误’，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⑩王世家认为鲁迅的话“既有事实，也有鲁迅的失记”(11)；李伟江完全认同鲁迅，认为一是林霖的问题，二是编者为了“作商品出售”(12)，借机牟利；朱金顺则直接请教了钟敬文本人，钟自言：“当年鲁迅先生对我产生了误会，以为我和顾颉刚是一伙的。”(13) 作为可能的原因，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鲁迅厌恶钟敬文的解释看起来比较有说服力，因为1927年7月鲁迅先后两次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批评钟敬文以及北新书局： 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分局，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局［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7月7日) 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拟于八月中关门，因为钟敬文(鼻子傀儡)要来和我合办，我则关门了，不合办。(7月17日) 但是，上述解释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一种外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做得太“实”，由此忽略了鲁迅对《鲁迅在广东》观念上的排斥，这种“虚”的内因才是更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地方。 仔细分析《鲁迅在广东》收录的鲁迅文章，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他在“清党”之前宣传鼓动革命的言论，尤其是最为鲁迅否定的那两篇演讲，核心都是鼓动学生读书不忘革命、改革广州之旧的。而在鲁迅致信李小峰要求删除自己文章的第二天，他写了《答有恒先生》，指斥“清党”的“血的游戏”，痛责自己的文章有诱杀青年的错误，“帮助着排筵宴”，“做这醉虾的帮手”，因此鲁迅“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14)。 如果了解到这个背景，那么鲁迅否定《鲁迅在广东》的理由中，“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这句话就非常值得关注了。很显然，“清党”之后的鲁迅对自己在“清党”之前的这些言论有了不同的认识，他在痛悔和自责中选择了救助自己的“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15)。所以，鲁迅要求删掉自己的演讲，就不仅仅是反感钟敬文这么简单了。 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鲁迅说的另一句话：“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从这句话看，鲁迅显然认为存在着“两个鲁迅”形象，还有一个和《鲁迅在广东》中的激进战士形象不同的“鲁迅”。所以“清党”之后鲁迅在《答有恒先生》、《怎么写》、《在钟楼上》、《通信(并Y来信)》等文章里，公开谈及自己是如何被迫“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在“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做什么》等刊物用作宣传，以及自己批评广州的言论如何“被删掉了”等等。由于鲁迅“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个“被动革命”的“鲁迅”最终消解了《鲁迅在广东》的公信力，成功地成为了历史的主导叙述。然而也正因此，重新考证《鲁迅在广东》的真实性，对我们重新认识清党之前和之后的鲁迅，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