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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鲁迅”的形成与遮蔽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鲁迅在广东》展示了一个南下之后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的“激进鲁迅”形象，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公开场合中的“鲁迅”，并不能代表鲁迅的全貌。本文并非要将颠倒的历史再一次颠倒过来，以此证明“清党”之后鲁迅的言论是伪史，《鲁迅在广东》才是正史，而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到鲁迅自身思想形成和变化的历史复杂性。 (一)“革命鲁迅”的形成 鲁迅离京的时候，国共两党策划的首都革命由于奉系军阀攻入北京而迅速溃败，以致他颇为悲观地哀叹中国自民元以来就没有真正的革命。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南下的鲁迅近距离地“眼见，身历了革命”，他看到了国家统一和新生的曙光，“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27)，政治革命热情重新被点燃的鲁迅，意识到“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28)。离开厦门的时候，鲁迅“思想已经有些改变”，“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29)，“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30)。《鲁迅在广东》的那些演讲，展示的正是这个“为人”压倒“为己”、“再暂时肩着‘名人’的招牌”而积极支持革命的“鲁迅”。 但是，鲁迅私心里很清楚“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是不可能的，首先“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更关键的是，“不能‘以自己定夺’的事，往往有之”，“譬如挤在戏台面前，想不看而退出，是不甚容易的”。(31)事实上，鲁迅根本不知道自己受聘中大其实是国共角力的结果，中共广东区委以同意戴季陶入主中大为交换，“提出许多条件，聘请鲁迅便是其中一条”，目的是“用鲁迅的威望发动中大学生，进一步开展斗争”。(32)由陈延年总体部署，“在鲁迅先生还没有踏上长堤江岸的时候，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一是决定由党总支指派毕磊、徐文雅两同志、团组织指派陈辅国同志负专责与鲁迅先生直接联系，做好工作；二是决定搞好对鲁迅先生欢迎的筹备工作。第一步是当鲁迅到达后，由负专责的同志着重帮助鲁迅先生了解当时广州的政治情况；第二步是使他了解当时广州青年的真实思想情况。同时要把党团所领导的或受党团影响的定期或不定期刊物经常送给鲁迅阅读，有的可以请他指教，有的还可以争取他写文章。”(33) 不只是中共方面，“国民党右派也企图争取鲁迅，写欢迎鲁迅的文章”(34)，所以鲁迅人还没到广州，各方政治势力已经私下里做好了安排，革命洪流和政治斗争逼迫着他去充当新的角色。鲁迅最初其实也很谨慎，自言“看不清那里的情形”(35)，所以“投稿也很少”，但是“在革命时期，一个地位稍高的人，整天忙的不外三件事：开会，演说，作文；……一个名人到了革命策源地而不是这样做，在那时确容易被人目为不革命的”，于是梁式和宋云彬就唱了一出双簧，在《国民新闻?新时代》上发表《鲁迅先生往那里躲》，逼迫鲁迅公开表态，“这一来，鲁迅就不能不发表文章了，几天之后，鲁迅答复的稿子到了”。(36) 最终，中共方面的包围策略取得了成效，时任中大党支部书记的徐彬如后来回忆说：“由于毕磊不断向他介绍党内情况，他对我们党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有了深厚的感情”，“‘左派青年团’的人也去找鲁迅，开头鲁迅对他们也很热情，因为都是青年，后来知道这伙人不好，对他们冷淡了，而对我们则一直很好的”。(37)这个回忆不可尽信，但确实可从国民党方面的不满中得到印证：“《新时代》总没有鲁迅投稿，关心的人，旁观久了。先来一个好意的忠告，说我去拉拢鲁迅是白费力的，鲁迅正有许多人包围着，男的还有女的，他怎肯向我们的党机关报投稿。”(38)也正因此，“清党”之后出现了关于鲁迅“亲共”的流言，让鲁迅亲身体验到了“清党”的恐怖。 所以，“革命鲁迅”形成其实是内因与外因、主动与被动交相混合的产物，它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革命鲁迅”的存在也并非一些坚持启蒙的学者眼中的污点，正如鲁迅自己所言的：“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39)这才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的伟大的革命精神。 (二)“革命鲁迅”的否定 “清党”之后，身处恐怖和监控之下的鲁迅，“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在为“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而“侥幸”的同时，鲁迅对国民革命的“幻梦醒了”，由于这种“血的游戏”是由他支持的政党以“革命”的名义施加的，所以他感受到的不只是恐怖，还有幻灭、怀疑、自责和茫然。 在鲁迅心中，国民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彻底丧失掉了，在“机关枪拥护”下，它退变为“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无限杀戮。而更让鲁迅痛苦的是，他从青年人的惨死之中反省到“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从1925年开始，鲁迅就有大量“煽动青年冒险”的言行，尤其是到广州之后不断鼓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所以他自责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40)，“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41)。 正是在这种自我痛责之下，鲁迅“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他说：“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誉在纸片上”。(42)从这个角度看，“清党”之后的鲁迅否定《鲁迅在广东》，要求删掉自己的演讲、署名，绝不仅仅是因为不满钟敬文个人这么简单，这是鲁迅自我“麻痹”与“忘却”的一个自然举措，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么做能够“医治负罪感，努力让当事人能够重返生活并以此平衡这种负罪感”(43)。 不仅如此，鲁迅对过去的记忆进行了重新的追溯和反思，那个曾经被“革命鲁迅”压抑的被革命绑架扭曲的“鲁迅”形象，开始浮出历史地表，这个新的“鲁迅”虽然不完全“真实”，但却是“正确”的，它符合“清党”之后的对鲁迅认识，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彻底被揭示的、清清楚楚的、干干净净的、得到批准的、完全适合当今的过去”(44)。 但是，这是一段仅可以自我谴责的历史，当“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写信指责鲁迅：“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45)时，鲁迅却这样答复：“虽然得了延误革命的罪状，而一面却免去诱杀青年的内疚了。那么，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都和我无关。先前真是擅负责任。”(46)这段话虽然是借机讽刺成仿吾等左翼革命文学家，但也不难看出鲁迅对Y的不满来，其中的心理动因类似于瓦尔泽所言的，“一旦我想让某人分享我的回忆，我就发现我无法表达回忆的无辜”(47)。可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充满罪过的时代，有无辜的回忆吗？”(48) 鲁迅的这种“主观精神结构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悖论性”(49)，不仅体现在广州时期，更反映在1934年他和杨霁云的通信中。仔细分析鲁迅1927年那些关于《鲁迅在广东》的评价，可以发现他从未否定钟敬文搜集的演讲的真实性，他只是强调这些“报上的议论”不能代表一个完整的鲁迅。但是，当1934年杨霁云重新发掘出这些已经“消失”的演讲时，鲁迅的反应表现出各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他先是说所有的演讲稿都“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在杨霁云的提醒下，又承认《老调子已经唱完》自己改过，这篇从最初两千字被改为四千多字的演讲稿，前前后后被鲁迅修改和推荐发表过多次，它被遗忘的可能性是很可怀疑的。之所以《老调子已经唱完》最后被鲁迅认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此次演讲因为是在英殖民地的香港，所以无法直接宣传革命，其主题是鲁迅一贯的国民性批判，也正因此它能包容在1934年的鲁迅形象里。 与此相反，林霖所记的那两篇演讲展示的是一个曾经积极支持国民革命的“鲁迅”，这显然已不符合1930年代与国民党大斗的“左联盟主”形象。鲁迅当年那些反思“清党”和自我批判的文章此时多已出版，它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鲁迅成了左翼青年追慕和缔造认同的革命偶像。但是，这个在报刊纸媒中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形象，其实很脆弱，它同样也可能为语言所解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霖所记的那些演讲稿就成了必须遮蔽的东西，这既符合鲁迅的心理，也符合那些拥护鲁迅的人和组织的心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