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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事简的史学与文学价值 从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形成过程来看，《左传》从时间线索上勾勒出复仇故事的主体框架，《韩非子》《吕氏春秋》则从细节上进一步丰富了复仇故事，复仇故事的情节完善应当是从故事简开始的。而汉代诸多著作中如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刘向《说苑》《新序》、韩婴《韩诗外传》、董仲舒《春秋繁露》《悲士不遇赋》、扬雄《法言》、刘安《淮南子》等对伍子胥复仇故事的转述基本没有跳出故事简的窠臼。这也说明，在西汉初期，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基本情节已经形成。 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发展大体是如下线索： 《左传》—《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故事简37 也就是说，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料中是沿正史（《左传》《史记》）和杂史诸子两条线索发展的，在《越绝书》中进一步融合，到《吴越春秋》中已具有了一定的文学色彩，如对伍子胥外貌的描写：“王僚怪其状伟：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黄亚平先生指出：“自春秋末年伍子胥复仇故事开始流传于民间之后，经过后世史家的加工改造写入正史，这一故事的流传遂有了两个途径：一是民间的口耳相传，一是史传的记载。……从早期民间传说到历代正史的记载，从唐代变文到现代京剧，伍子胥复仇故事一直沿着民间和史传这两个系统发展着、演变着。”［4］96 故事简时间上位于《左传》与《史记》之间；内容上继承了《韩非子》《吕氏春秋》，又结合了民间传说，进一步丰满和完善了复仇故事的情节，与《史记》一起成为《越绝书》与《吴越春秋》的情节来源，为后代伍子胥复仇故事史传与民间两个系统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伍子胥复仇故事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极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 （四）文学史上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形成与发展 《吴越春秋》从内容上看，“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5］904。可以说，伍子胥事迹在此已完全故事化了，而“故事是最简单、最低级的文学有机体”［6］75。此后，中国古代文学史出现了数量不少、令人不可忽视的伍子胥复仇类文学作品，如唐代敦煌变文《伍子胥变文》，“在变文中可算是一篇大作”［7］257，也是伍子胥故事经过民间创造的第一个民间文本和第一个文学文本。宋元讲史话本《吴越春秋连像平话》虽仅见书目，但可以肯定伍子胥故事是这本平话的主要内容之一。元明戏曲以新的形式记录了伍子胥一生每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出现了伍子胥题材的史剧系列，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现有可考的元明伍子胥史剧按内容可分为四个系列，即临潼斗宝系列、弃楚亡吴系列、鞭尸复仇系列、报吴身亡系列，而其中弃楚亡吴系列和鞭尸复仇系列都是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基本情节，尤其是主要细节的进一步敷衍。之后，从《东周列国志》直至现代冯至的小说《伍子胥》，其复仇故事都是伍子胥题材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 伍子胥复仇故事之所以在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甚至成为“一个理想，一个神话”［8］82，舒大清先生有过一段精彩的分析：“人们之所以千百年来反复传述，就在于它满足了自己对昏君暴君的仇怨不能报复而感到万分遗憾的心理需要，这种需要贯穿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而不断，伍子胥复仇的文化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8］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