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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英意识”与地方视野 考察地域与文学的关系，“精英意识”和地方视野之间的分别、联系和互动，也是不能绕开的问题。所谓“精英意识”，是指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庙堂的士大夫们的思想观念。所谓地方视野，则是指那些科考失败、滞留于本乡本土的读书人的思想观念。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判然为两个阶层；但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国”观念以及血缘、地缘、学缘的关系，使得两个阶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后，无疑进入了“精英阶层”。他们身在朝廷，获得了身份的优越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精英”，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圈，除了官场上的互相支撑外，还有彼此之间的同气相求、思想观念的交流，包括文学主张的交流和共识。在明代，就有了前、后“七子”颇有声势的复古主张，也有“唐宋派”对复古主张的不满和矫正。另外，他们对于新的思想观念更容易接触和了解，当“异端之尤”李卓吾出现以后，诸多的士大夫纷纷关注，无论是挞伐者还是推崇者，共同关注都是事实。 “精英”们风云际会、意气风发，引领着风气，左右着文坛。但他们和沉埋于家乡的那批读书人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实际上，无论他们在仕途上曾经多么得意，但从明中叶后开始，由于党争愈演愈烈，官员被斥退、贬谪或因言官弹劾而请辞，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些“精英”们不时回到家乡，或待机而动，或甘心退隐，至少暂时在熟悉的家乡生活一段时间。他们会和地方政府有联系，他们和本地的读书人也有密切来往，甚至建立起交游圈，组织各种活动，在这些交游和活动中，他们排遣了被朝廷冷落的寂寞，并且能够体会到作为士大夫一员的优越感。 反之，未能入仕的本土读书人也会积极地向精英阶层靠拢。一方面，因为有着血缘、地缘、学缘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借着和精英阶层的交往而提升自己的地位。读明清徽州人的诗文集，这种感受很强烈，他们谒见徽州籍在京城为官的士大夫，将写给他们的诗作郑重地收入自己的集子里，尽管那些诗作实在毫无意义。 精英阶层与本土读书人的这些交往，必然让“精英意识”向本土传播。他们会将在朝廷、在外面世界获得的见识、观念传递给本土的读书人。在徽州地域文学史上，汪道昆之于本土读书人的影响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虽然未入后“七子”之列，但和王世贞交好，在文学上都主张复古。在解职回乡后，他组织了丰干社、白榆社等诗社，一时追随者甚众，其成员多为徽州本地读书人或在徽州任职的官员。[11]作为中过进士、担任过兵部侍郎的士大夫，汪道昆既对诗社成员有提携、有鼓励，也是他们的精神领袖，特别是在文学观念上，对他们影响甚大。袁宏道曾说道：“近日江南北谈诗者，什九出汪、王二公之门，其一虽不出二公门，然用意属词，居然在二公绳尺内。间有稍知趋向耻为模拟者，虽亦时时姗笑此辈，及下笔，未免为格套所缚，浮泛雷同，往往而是，杂毒之入人甚矣。”④袁宏道所说的“汪、王二公”，指的就是汪道昆和王世贞，他站在性灵说的立场上，批评复古派在汪、王影响下的“模拟”之风。但他们的影响恰恰说明了“精英意识”向地域传播的事实。 尽管精英阶层对本土的读书人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但是，本土读书人毕竟不属于精英阶层。身份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异、和精英阶层交往的疏密，都决定了本土读书人作为一个中间阶层的地方视野。这种地方视野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就是题材的选择。在他们的作品里，本地的人、事和风物往往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在明代徽州有个叫吴文奎的读书人，曾经师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但在他的诗文集《荪堂集》里，有关于他自己营建的园林的记录，也有他的祖父、父亲、叔伯等人的传记，还有不少关于徽州风物的描写。[12]明末清初的汪子祜是徽州祁门县人，他“性豪迈不羁，厌绝科举之学，不屑为。舅氏方西郭工诗善画，推择名流八人为诗社，而先生与焉，年最少，而才又最高，顷刻千言立就。每遇美景乐事，则招邀数子，行觞无算，醉里成诗，悲壮高凉，时露英雄本色”[13]。这是一个有个性、有才华的人，他不屑于走科举应试的道路，他的性格“豪迈不羁”，他少年时就好为吟咏，又受到舅舅辈的影响，更以诗吟为乐。他的《石西集》中，有大量的山水田园诗作。类似吴文奎和汪子祜的本土诗人还可以列举不少，他们的创作，充分显示出和精英阶层不同的地方视野。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理论命题。这里笔者只是结合近年所承担的“徽州与明清文学”的课题提出了对几个问题的思考。但这些问题实在牵涉到如何拓展文学史研究空间以及如何把握文学史发展面貌的思维向度，特别是对于明清文学的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拓展的空间也更大，需要我们提出更多的思考、付出更多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