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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支撑与文学语境 在讨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我们不能忽略经济要素。文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繁盛衰落和经济基础息息相关。一个地域文化是否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时显示出优越性，也与其经济实力大有关联，文学相应地在此语境中呈现出地域的差异性。在学术界，“江南”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地域概念。“江南文化”在明清两代似乎也展现出令人羡慕的繁荣气象：那里人文荟萃，书香沁鼻；那里园林建筑，布局精巧。江南，是文学的温床，哺育着诸多高雅。这一切，和京城以皇家气象为底气的文化迥然不同，和中原、山陕等地的文化色调差别更大。而形成这种差异的，除了山水地理、文化传统等原因外，经济是重要的原因。 汤显祖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徽州的诗，诗题为《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4](P726)对于这首诗的解释，有的认为是赞美徽州，有的则认为是鄙薄徽州的铜臭之气，其实都缺乏对汤显祖写诗之时心态的考究，他是表明自己不愿意像有些文人士大夫那样拿着身份到徽州去“打秋风”。但是，这首诗又实在地透露了徽州极为富有的事实。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之活跃、徽商之富有，诸多的文献多有记录。万历年间的进士谢肇浙在其《五杂俎》一书中记载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新安，就是徽州；山右，则是山西。在明代，徽商与晋商是两大商帮。在他的笔下，徽州商人之富，令人称羡，他们以经营盐业致富，有的资财达到上百万两银子，那些只有二三十万资财的只能算个“中贾”。归有光在为一程姓徽商写的寿序中说道：“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倚顿之盐，鸟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毂，拥赵女，鸣琴踮屐，多新安人也。”[5](P319)归有光分析了徽州人经商的原因，描述了徽州人经商的种类，也夸耀了徽州人经商后的豪奢生活——“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毂，拥赵女，鸣琴踮屐”——比其他地方的人奢侈多了! 徽商的商业利润，一部分用于再投资，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返回家乡，用以购买田地和建筑房屋。徽州因为徽商的商业利润，成为处于江南边缘最富有的地域之一。经济上的富有，使得徽州在文化上也得到超出其他地域的迅速发展。于是，这个地域文学的文化语境渐渐变得特别起来。 其一，财富让这个地域的读书人成倍地增加，文学队伍得以扩大。 徽州本来就有重视读书的传统。对于希望能够长久保持家族荣誉和家族秩序的徽州宗族来说，教育是亢宗之本，是宗族有效延续的必备手段，要尽可能地保证族中子弟读书进取。《茗洲吴氏家典》规定：“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校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6](P18)。徽商富有以后，更加重视子孙的教育，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物质条件。诸多文献都记载，他们广建义学、义塾，为宗族以及乡里的贫困子弟提供读书的场所，如明代歙县商人洪世沧，在吴越经商，“家稍裕，遂承先志与族党中，捐赀二千金入宗祠，以其息设义塾二堂”[7]。清代婺源商人詹荫梧“创建义学，并置田租培植寒畯为久远计”[8]。乾隆年间，朝廷重臣曹文埴告老还乡，鉴于朱熹曾经读书于歙县紫阳山，倡议修复“古紫阳书院”，两淮盐商纷纷响应，捐银11000两，使该书院得以修复完成。 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让徽州这个人口不多的地方读书人比例大为提升，其标志之一是科举录取人数。据徽州方志的记载，在明代，徽州一地共有文进士446人，文举人1237人。到了清代，徽州的举人和进士更是层出不穷，文进士有664人，文举人2067人。[9](P276)这个数字应当包括寄籍外地的读书人，但却只是难以统计的读书人中科考成功者。读书人的成倍增加，无疑扩大了文学队伍。 其二，财富让这个地域崇尚风雅的风气愈加浓厚，文学创作蔚然成风。 有个例子比较典型。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四记载：“延宾，早能成立，商游吴、越、奇、鲁。且性颖敏，好吟咏，士人多乐与之交，而诗名日起。人谓孺人(延宾母)曰：‘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也。’孺人叹曰：‘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哉!’”商人王延宾虽然经商，却经常和文人诗歌唱和，声名渐起。有人因此向他母亲建议：心不能二用，做事情也没有各方面都做好的。但这位母亲却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家已经是世代经商了，如果我的儿子能够因为写诗得以和文人交游，那么商业上小小的失利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在其他文献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像王延宾这样的“好吟咏”的人。例如明代休宁率口程氏家族，定期举行诗会，并且将诗作刊刻成集。[10] 其三，财富让这个地域的文学作品得以大量刊刻。 徽州的刻书和版画，曾经被郑振铎等学者高度推崇。这是从中国刻书史或版画史的视角出发的赞赏。就地域文化的角度审视，刻书业同样因财富而勃兴和发达。财富让这个地域的读书人大增，读书人读书的需求促进了刻书业的发达；读书人既写书，又有财力刊刻出来，进一步让刻书成为产业，于是有了虬村黄氏刻工的活跃，同时也促使他们在镌刻技术上越来越精进。③ 研究中国版画史的学者对于高石山房刻本《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的插图是否算得上是徽派版画发展的分水岭有所争议。这个刊本的意义还在于，徽州人的财富，让能够撰写或者创作文学作品的读书人，有能力将自己的文字刊刻出来，流布于世。那部戏文的作者郑之珍虽然只是一个私塾先生，但他的父辈以及家族通过经商积累了不少的资财，尽管戏文作品篇幅很大，但他仍然请了虬村黄氏的刻工将它刊刻了出来。类似于郑之珍将自己的作品刊刻出来的徽州读书人还不少，有的自己在世的时候没能将作品予以刊刻，但儿孙们将其刊刻出来，以此表达追念先人的孝心。作品得到刊刻和流布，即使水平一般甚至糟糕，却也显示了他们作为文学家或者仅仅是文学爱好者的存在，这一大批作品的留存，呈现了地域文学曾经的繁荣以及地域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