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文化下移和下层创作 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在明清时期有一重非常重要的表现，那就是文化下移带来下层文学创作的活跃。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长，读书人增加，而科举取士名额有限，造成了大量读书人留滞下层社会，他们未能步入仕途，不能居“庙堂之高”，但为了生计，或为塾师，或为幕僚，或为商贾，或为乡医，甚或为方术之士，形成了读书人的职业分流现象。他们虽然属于社会下层，虽然为生计故从事的不是“士”阶层的职业，但由于曾经读书，在文化观念、文化行为上和“士”阶层保持着一致，有相当多的人也和“士”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下层社会有文化的群体，他们的存在和文化活动，充分显示了明清时期文化的下移趋势。 诸多的读书人沉潜于下层社会，吟诗弄文是他们书写人生或寄托心志的重要方式。他们缺少宦游的机会，留居本地的时间较多，因而在身份上更具有地域色彩，从而使得地域文学得以蓬勃兴起。从身份和经历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地域性的文学家分为以下三类予以审视： 第一类是基本上留居于本地的文学家，他们虽然曾经读书，但科举考试不顺利，为了生计而放弃科举道路。在城市，他们的职业选择可以更加多元，明末清初苏州的一批文人，以写戏为职业，如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叶时章等，成为戏曲史上的“苏州派”。他们是曾经读书之人，但因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了走科举道路。在乡村，他们或当私塾先生，教书为生；或奉行“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行医乡里。例如创作了《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郑之珍，据传记资料，他因为“病目”而最终放弃了科举考试，做了私塾先生；明代徽州还有一位“山人”江瓘，他选择的职业是医生，而且撰有医学方面的著作，但同时也吟诗为文，留下了一部《江山人集》。这些文学家以在本地生活时间为多，出游外乡他埠的经历少，交游面也不是很广，是名副其实的“地域文学家”。 第二类是没有取得科举功名、既留居本地又经常游历外地的文学家。这类文学家家庭大体上比较富有，在家乡有田有产，家乡观念也很浓厚。但或者是追求人生的体验，或者因为生活的需要，他们经常游走于外地特别是繁华的城市。他们交游面很广，诗词歌赋既是他们和上层士大夫交游的媒介，也因此而成为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他们参与地域性的文学活动，也因为“见多识广”而为地域文学带来新的信息。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地域文学之间、士大夫文学之间的互动。这类文学家在我们所研究的徽州比较多，典型的如潘之恒，他科考不顺，游历各地，但徽州又是他的家园。他的交游极为广泛，所交往的上有大臣名士，下有徽州本地的乡村读书人。他曾经邀请和陪同冯梦祯等人到徽州游历，也曾经在南京、扬州等地品曲论戏。他参加汪道昆组织的“白榆社”的活动，得到汪道昆的提携，他也和汪道昆以外的士大夫们来往密切，包括汤显祖和公安“三袁”。徽州是他的根据地，但他的身影却活跃于当时的文化中心，这让他的视野比仅仅留居在徽州乡村的读书人开阔很多，也让他在文学创作、戏曲批评甚至文献编纂诸方面建树更多。另外，他也以这种出入本土和外地的方式，沟通了徽州与外界的联系。 第三类是寄居他乡的文学家。明清以降，人口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读书人也是如此。如果说宦游还是在本籍以外的地方短暂地停留居住，那么大批未能步入仕途的读书人却可能为了生计而移居他地。这在徽州表现得很突出。徽州由于山多地少，从明代成化年间开始，徽州人就大批外出经商。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他们就逐渐地寄居在经商地。徽商“贾而好儒”，他们重视子孙的读书，不惜本钱。他们有浓厚的宗族和家乡观念，加之考试也必须在本籍参加，故而其子孙多在徽州读书并参加科举考试。即使不在徽州读书，也得回到徽州参加考试。自然，落选者非常多。这些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徽商子弟最终只能继承父业，成为他们本不屑为之的商贾。他们也要离开家乡，到父辈所在的经商地去经商和生活。他们的身份比较复杂，既是商人，又曾经是读书人。经商是生存乃至家庭家族的的需要，但曾经读书的经历，让他们对文化有着抛却不了的情结，其中的一部分人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成就。例如明末清初居住在杭州的汪然明，清代乾隆年间主盟扬州文坛的“二马”兄弟和江春，均属于此类情形。就地域文学而言，他们于故乡徽州似乎没有参与和发生影响，而是融入到所居住地的地域文学之中。 以上三类文学家，在文学史上似乎都没有什么地位。他们大多失意于科举考试，从此委身于下层社会，自然也无从在正史上留名。而目前的文学史还是“士大夫文学史”，对这些文学家的关注程度还很不够。实际上，他们的文学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体现了明清时期在经济活跃、文化水准提升环境之下的“文化下移”走向。他们曾经读书，其中不乏才学之士，只是科举录取名额有限，使得他们不能实现通过科举入仕的梦想，从而滞留于士大夫阶层之外。他们的创作可以称之为“下层创作”，带着比较鲜明的地域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