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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识此行之匪祸，乃造物之余休”——平复与超脱 秦观一生命运跌宕起伏，可谓历遍穷通与悲喜，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在困守雷州经年之后，盘桓于内心的种种痛苦与不甘渐渐平复下来，最终臻于一种超脱境界。寓雷后期，他创作了《无题二首》：“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与死生变，岂为忧患渝?西伯囚演易，马迁罪成书。性刚趣和乐，浅浅非丈夫。”“世事如浮云，飘忽不相待。欻然化苍狗，俄顷成章盖。达观听两行，昧者乃多态。舍旃勿重陈，百年等销坏。”从这两首诗来看，秦观似乎已经走出迁谪之幽忧悲怨，开始以一种通脱的姿态看待世事人生与自我遭遇。诗中出现的“君子”、“丈夫”显然已经是不同于迁客逐臣的抒情主体，这一变化更多地反映出诗人对独立主体之命运的考问与反省，透过这种考问与反省，痛苦绝望的人生体验和悲剧意识得以平复和化解，并转换为一种达观超脱的主体观念和自觉意识。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具体则是元符三年6月25日，秦观在海康晤见恩师苏轼时，出示了一篇《自作挽词》，挽词中不避俗讳，详尽设想，描绘自己死后的种种凄凉情状，无人送终，无人出殡，无人祭奠，“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辞情哀苦，令人几乎不忍卒读，故而“人或怪之”，但苏轼的反应却是“予以谓少游齐生死，了物我，戏作此语，无足怪者”⑨(苏轼《书秦少游挽词后》)。 对于苏轼的反应与评价，后人看法不一。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9云：“东坡《题少游自作挽词》，以为能‘一死生，齐物我’，是真知少游者也。”⑩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则云：“东坡谓太虚‘齐生死，了物我，戏出此语’。其言过矣。此言惟渊明可以当之；若太虚者，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岂真若是乎?”(11) 反复体味之下，秦观此作本身就包含两方面的意味。一方面，对死后情状与场面的极力渲染，表明其心境之悲凉与绝望的程度已经无以复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者无忧亦无惧、已然置生死于度外的超然姿态。而这两者并不矛盾，无前者之因，便无后者之果，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正所谓痛苦之极，痛无可痛，便不觉其痛，绝望之极，无可再望，便是坦然。知少游者，莫若其师，东坡之言甚是。 关于此点，我们再看看秦观向苏轼出示此作的相关语境，就会更加明了。何薳《春渚纪闻》卷6载：“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阳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语，恐下石者更启后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词呈公，公抚其背曰：‘某常忧少游未尽此理，今复何言……’遂相与啸咏而别。”(12)师生晤面共语，困厄多畏，担心朝中政敌进一步落井下石，“更启后命”继加迫害，此种情形之下秦观“因出自作挽词”，这意味着秦观的态度是任尔万般毁谤，我自坦然以待——我现在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生死尚且不在意，遑论其他?正是这点让苏轼感到欣慰，一直以来，苏轼“常忧少游未尽此理”，担心秦观屡遭贬谪，不能通脱看待，恐生不测，而今秦观连挽词都已作好，而且出示时“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13)(苏轼《书秦少游挽词后》)，苏轼认为秦观已经勘破生死，自己大可安心，于是“相与啸咏而别”。 与苏轼晤面时，秦观还作了一首词《江城子》，词的上阕情感颇为沉郁，而下阕则表现出疏落姿态：“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14)多年流徙，行踪不定，偶然相逢，愁容满面。当年黑发朱颜、意气风发的两人，如今已是衰老不堪。往事历历，不堪回首，尽在不言中。前路难料，后会难期，虽则迷惘，何必在意；满饮此杯，就此作别，各奔西东。此词与《自作挽词》乃同期之作，表面上二者情感绝不相类，但其实意脉暗通，可互参互证。 元符三年7月，秦观离雷北返，行前赋《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此文的写作时间正好处于秦观贬雷日久、遇赦北归的节点，可以看作秦观谪雷生活与情感的一次总结。开篇伊始，作者表现出的情感心态异常纠结，过往“岁七官而五谴，越鬼门之幽关”的种种酸悲，让他难以彻底释怀，不由感慨“念我生之多艰，心知免而犹悲”、“升沉几何?岁月如奔”；但终究了悟，“内取足于一身，复从物兮何求?荣莫荣于不辱，乐莫乐于无忧”；了悟之后，他内心的伤痛得以平复，“识此行之匪祸，乃造物之余休”。迁谪苦旅对此时的他而言，不再是“奇祸”，而是上天特意的荫庇，好让他历尽劫难，方得了悟人生。此种领悟，正如苏轼自言“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尔”，苏轼言及此时，亦曾言“少游不忧其不了此境”(15)，秦观至此与恩师真正达到了相知相惜、同修共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