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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后五四时代”孔子归来 “打倒孔家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根本原因在于“孔家店”与当时新文化阵营中建设国民国家的理想、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相冲突。1916年前后陈独秀的相关论述完整而又精炼地表达了这种冲突。其《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作)曰：“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41)《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作)则曰：“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42)鲁迅一生对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批判，都是在同一框架之内进行的，即针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孔教”进行的。 问题是，“孔家店”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其“货物”亦十分丰富、繁杂。在《论语》中“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别业已存在(《雍也》)，孔子死后则“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篇》)。因此，新文化运动者可以并且必须把“打倒孔家店”作为建设新文化的途径，但不可能真正“打倒孔家店”。如同孔子研究者钟肇鹏指出的：即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对孔子的批判也是相对的。(43)钟肇鹏举易白沙和李大钊的观点为例对此进行说明。易白沙在《孔子评议上》中说：“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诿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祐，是谓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为素王，是谓大愚。”(44)李大钊则云：“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45)李大钊的表述中包含着自觉的区分，这种区分本质上是对于作为诸子学派的儒家与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教的区分，意味着当时一般意义上的批孔是一个可以被孔子自身的复杂性解构的问题。五四时期保守派的存在、1925年官方倡导的“读经”、1927年孔教青年会的筹建等等姑且不论，在“后五四时代”(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落潮期开始)，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出现了重新认识孔子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同时表现在社会批评与文学创作等不同领域。在新文化倡导者由反孔向重新认识孔子转换的过程中，1925年是个重要年份。当年2月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把“伟大”一词送给“孔丘先生”，4月林语堂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提出“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11月郭沫若创作了短篇小说《马克思进文庙》。(46)仅从这几个例子即可看出，孔子再认识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两个维度同时进行。在新文学作家以孔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马克思进文庙》是十分重要并且可能是最早的一篇。这篇小说不仅形象地探讨孔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并且把孔子塑造成搞恶作剧的老顽童。孔子在与马克思谈话的时候，听说马克思已经结婚，居然说：“我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人，所以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老婆了。”1935年6月郭沫若复取材于孔子故事，作短篇小说《孔夫子吃饭》，(47)通过一个小故事描绘了人性化的孔子形象——诚实、自省而又有几分虚荣心。同年12月鲁迅撰写了《出关》。这样，孔夫子1936年年中在郭沫若笔下“吃饭”，年末又跑到鲁迅笔下去与老子见面。(48)上述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孔子，都在从“圣人”向人性化、个性化的方向转换。这种转换当然是作者们孔子认识转变的对象化。 青年时代即“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鲁迅，五四时期在小说中揭露礼教“吃人”本质的鲁迅，在“后五四时代”重构孔子形象乃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在此转折过程中，1925年他把“伟大”一词用在“孔丘先生”头上是标志性的。总体看来，晚年鲁迅是将孔子从历代统治者建构的“白粉孔子”中剥离、恢复“原孔子”的形象，在坚持对作为封建制度、封建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白粉孔子”进行批判的同时，将“原孔子”置于先秦诸子之中，通过褒孔贬老、援墨入儒建立了“人格孔子”。换言之，晚年鲁迅的“孔子”是具有内部分裂性与二元性的人物，两种“孔子”(儒教的孔子与儒家的孔子)的冲突构成了晚年鲁迅孔子观的基本框架。在把“伟大”一词送给“孔丘先生”八年之后的1933年，他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依然毫不留情地攻击作为封建伦理观宣扬者的孔子，曰：“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49)在创作《出关》的1934年，他依然在《儒术》一文中尖锐地批判“儒者之泽深且远”、“儒术”与“儒效”，(50)在《不知肉味与不知水味》一文中批判民国政府热衷于尊孔盛典而置苦于旱灾的百姓于不顾。(51)如果把“孔子”分为政治、道德、人格三个层面认识，那么鲁迅重构并表示认同的“孔子”主要是第三层面即人格层面的。这种孔子观与鲁迅早年建立并一生坚持的“立人”思想一脉相承。鲁迅批判的是扼杀个性、侵犯个人权益的儒教思想与儒教制度，肯定的是有助于张扬个性、符合现代人格的儒家现实主义精神与进取精神。对于鲁迅来说，重构孔子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乃至中国传统知识人本质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政治层面上，作为《故事新编》作者的晚年鲁迅对于“走朝廷”似乎并不完全排斥。《出关》中的关尹喜和《起死》中的巡士都是国家权力(朝廷)的符号并且都处于空谈者的对立面，《理水》中的禹和《非攻》中的墨子都是出入于朝廷的，而《采薇》中逃避朝廷、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则受到讽刺。这种情形的发生与鲁迅晚年政治意识的增强有关。在“文学”的功能被“革命”相对化之后，政治操作离不开以“朝廷”为核心的权力机构。 1937年10月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讲演《论鲁迅》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52)鲁迅晚年建构的孔子形象，使后人能够不仅在比喻性层面并且在实体性层面理解毛泽东的概括。 注释： ①相关问题可参阅两篇长文。一是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1年)一书的“序言”。二是李桑牧著《〈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一书的“引言”《一场围绕〈故事新编〉体裁归属问题的论战》。 ②此文写于1960年6月，收入唐弢：《燕雏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③王得后：《鲁迅与孔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④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9页。本文引用的《鲁迅全集》皆为该版本，下文只注卷次与页码。 ⑤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318页。 ⑥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520—521页。 ⑦何家槐：《谈〈出关〉》，《〈故事新编〉及其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35页。 ⑧李希凡《用历史比照他们现实的丑态——〈采薇〉〈出关〉〈起死〉的创作及其时代意义》，1980年作。见《〈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第440—465页。下文引用的李希凡观点皆出自此篇，不另注。 ⑨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第162—165页。 ⑩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页。 (11)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162、165页。 (1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67页。 (13)同上，第353页。 (14)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 (15)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315页。 (16)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第127页。 (17)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3—319页。出自该文引文下不另注。 (18)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570页。 (19)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第145页。 (20)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1906年第四册，总第20—21期。句读参照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诸子学略说》。后不另注。 (21)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第342页。 (22)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第333页。 (23)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155页。 (24)同上。 (25)林语堂：《关于〈子见南子〉的话——答赵誉船先生》，《大荒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 (26)鲁迅：《关于〈子见南子〉》，《鲁迅全集》第8卷，第297页。 (27)同上，第292页。 (28)同上，第290页。 (29)同上，第293页。 (30)林语堂：《悼鲁迅》，《宇宙风》，第32期(1937年1月1日)。转引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0页。 (31)参阅房向东：《相得复疏离，仍是老朋友——鲁迅与林语堂》，《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32)语堂：《子见南子》，《奔流》第1卷第6期，第943—944页。 (33)同上，第952－953页。 (34)参见鲁迅：《关于〈子见南子〉》，《鲁迅全集》第8卷，第280页。 (3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92－193页。 (36)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第197、199页。 (37)北新书局1928年12月出版。“序”的写作时间为1928年9月13日。 (38)语堂：《子见南子》，《奔流》第1卷第6期，第927页。 (39)同上，第938页。 (40)收入《翦拂集》。 (41)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42)同上，第73页。 (43)钟肇鹏：《孔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44)文载1916年2月《青年杂志》1卷6号。原文为旧式句读。 (45)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见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 (46)1925年11月作。初载同年12月16日上海《洪水》半月刊第1卷7号。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47)初载1935年7月15日东京《杂文》杂志第2期。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以孔子为题材的作品之外，1923至1935年间，郭沫若还创作了以庄子、老子、孟子为主人公的《鹓雏》(1923)、《函谷关》(1933)、《孟夫子出妻》(1935)的作品。这些都属于本文开头所言“哲思小说”。 (48)有研究者指出郭沫若写《孔夫子吃饭》是为了与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呼应、对话。参阅杨华丽《论郭沫若两篇历史小说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 (49)收入《南腔北调集》。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97页。 (50)收入《且界亭杂文》。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3页。 (51)同上，第111－112页。 (52)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53)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