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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鲁迅在193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出关》中塑造了正面孔子形象，并在《〈出关〉的“关”》一文中对小说主题进行解释。其所谓“孔老相争，孔胜老败”表达的价值判断，并非在思想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而是在人格与人生态度层面上进行。鲁迅《出关》的创作、鲁迅晚年的孔子观与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具有多方面的关系。青年时代“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鲁迅在“后五四时代”重构孔子形象乃顺应时代潮流之举，晚年鲁迅努力将孔子从历代统治者建构的“白粉孔子”中剥离、恢复“原孔子”的形象，在坚持批判作为封建制度、封建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白粉孔子”的同时，将“原孔子”置于先秦诸子之中，通过褒孔贬老、援墨入儒建立了“人格孔子”。这种孔子观与鲁迅早年建立并一生坚持的“立人”思想一脉相承。 【关 键 词】哲思小说/孔胜老败/诸子学略说/子见南子/援墨入儒/立人 【作者简介】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1月出版之后，如何界定其性质曾经是相关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甚至发生了一场有关《故事新编》性质的讨论。①到目前为止，《故事新编》曾经被定义为“历史小说”、“讽刺小说”、“神话小说”等等，但这些定义中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同时符合八篇小说中每一篇的实际状况。小说类型的划分本有不同角度——可以从题材划分，也可以从作品的风格、作者的叙述方式划分。《故事新编》所收八篇小说题材各不相同——有的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有的是以神话传说为题材，作品风格也有差异——有的是悲剧性的，有的是讽刺性的，因此用同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小说”或者“短篇小说”之类的大概念除外)来定义非常困难。在50年代的讨论中，唐弢的文章《故事的新编，新编的故事——谈〈故事新编〉》②在批评某些研究者“用历史小说这个概念的传统命义来解释”《故事新编》的同时，用同义反复的形式回到了鲁迅自己的定义——“新编的故事”。这实际是放弃了在小说类型层面上给《故事新编》下定义。 不过，上述下定义的努力并非没有意义。下定义本来是描述研究对象之形态、揭示研究对象之本质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既然《故事新编》所收小说类型不同，就应使用不同的概念分别定义，无须强求一律。其中的《出关》《非攻》《起死》三篇小说类型特殊，应当使用新的概念来定义。这三篇小说是以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为题材，因此曾被看作“历史小说”。但必须注意，三篇小说的主人公作为历史人物共有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对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写他们不是写历史，而是写思想，并且表达对他们的认识与评价。因此，笔者将这三篇小说定义为“哲学—思想小说”，简称“哲思小说”。固然，小说、尤其是鲁迅的小说总是包含思想的，但哲思小说至少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小说的主人公为哲学家、思想家，二是作品中包含着小说作者与小说主人公之间在思想层面的对话关系，三是作品具有寓言色彩。需要说明的是，三篇中的《起死》实际是剧本而非小说，本文按照鲁迅研究界的习惯，也称之为“小说”。 在上述三篇哲思小说中，创作于1935年12月的《出关》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曾经受到鲁迅尖锐批判的孔夫子在该小说中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小说中包含着鲁迅对于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文化的基本理解与评价。《出关》发表以来已经被研究近八十年，但小说的坐标位置并未得到准确描述，因此小说内涵亦未能得到充分阐释。这里所谓的“坐标位置”既是指《出关》在鲁迅作品(含小说与非小说)系列中的位置，又是指《出关》在现代知识人话语体系中的位置。本文旨在通过对关联文本的梳理，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对《出关》进行结构性把握。“纵向”是指鲁迅本人孔子观形成、演变的过程，“横向”则是指《出关》与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林语堂《子见南子》等文本的关联。通过这种结构性的把握，考察鲁迅何以会在1935年创作《出关》，重新认识鲁迅的孔子观以及相关的文化理念与人生态度，重新认识“后五四时代”新文化阵营孔子观的变化。 在鲁迅与孔子之关系的研究方面，近年有王得后先生的巨著《鲁迅与孔子》出版。③《鲁迅与孔子》一书是以生死观、生存观、血统观、女性观等不同问题为焦点，对鲁迅思想与孔子思想做横向平行比较，进而阐明鲁迅与孔子的异同、鲁迅对孔子的态度。本文的阐释是以《出关》表现的晚年鲁迅的孔子观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关联文本，从内部对鲁迅的孔子观进行结构性、整体性把握。希望本文的阐释能够与《鲁迅与孔子》形成互补，深化对鲁迅与孔夫子之关系的理解。 一、“孔胜老败”解 《出关》的故事始于老子与孔子见面。且看小说开头： 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先生，孔丘又来了！”他的学生庚桑楚，不耐烦似的走进来，轻轻的说。 “请……” “先生，您好吗？”孔子极恭敬的行着礼，一面说。④ 这个开头只有四行、六十余字，却是中国现代小说作品中少见的宏大开头。因为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体的道家和儒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孔子同时登场并展开对话。这个开头表明了鲁迅用短篇小说《出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整体性、结构性把握的企图。不过，《出关》由四节构成，孔子只是在前两节中作为来客拜访老子，从第三节老子离开图书馆前往函谷关开始孔子的身影完全消失。换言之，小说前两节塑造的勤奋、好学、执著、谦恭的孔子形象在小说中没有贯穿始终。后来因鲁迅本人做了解释，《出关》“孔老对比”的主题结构才变得更明确。 《出关》最初发表在1936年1月的《海燕》月刊，发表之后被部分读者误读、曲解，因此鲁迅在2月21日写给评论者之一徐懋庸的信中说：“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⑤到了4月，鲁迅又专门撰写说明文章《〈出关〉的“关”》，解释小说主题，曰： 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明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为“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⑥［后略］ 这段话对于读者准确把握《出关》中的孔子形象十分重要。在这段表述中，孔子与老子同样“尚柔”，但人生态度不同——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老子“无为而无不为”，行为方式不同——孔子事无大小、均不放松而老子一事不做、徒作大言，作为人的本质不同——孔子是实行者而老子是空谈家。鲁迅通过这种对比肯定孔子而否定老子，塑造了积极、正面的孔子形象。 不过，研究者对于《出关》中孔子形象的认识并不一致，某些研究者曾将小说中的孔子看作负面形象。例如，何家槐认为鲁迅在《出关》中“也想通过孔子这个人物揭露儒家的阴险虚伪，揭露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丑恶面目”。⑦李希凡也将小说中的孔子看作“处心积虑，排除异己”的人物。⑧此类观点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与鲁迅本人对小说的解释，因此受到李桑牧等研究者的驳斥。⑨此类观点何以形成？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也是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否定“孔孟之道”的社会意识形态。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判“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半封建文化”，指出：“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⑩这种观点在建国后转变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孔子很难以正面形象出现，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曾在小说中塑造正面孔子形象也很难被正视。第二个原因是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所论孔老之争的影响——这一点李桑牧已经指出。李桑牧认为章太炎阅读《庄子?天运篇》的时候“信假想为事实，从中推测出关的原由，不免有些滑稽”。“有些评论家为章太炎的猜测所缚，说什么这是‘带威胁性的话’，还说孔子‘摆出一副不相容的架式，使得老子不能不逃避出关’，当然只能说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了。”(11)李希凡就像这里批评的，在其论文中引用了章太炎的相关论述之后说：“在《出关》中，鲁迅采取了章太炎的这个分析和判断，通过孔老相争，孔胜老败的情节线索，以及出走流沙路经函谷关的遭遇，运用漫画化的手法，把老聃的空谈家的形象和性格，多方面地、鲜明地突现出来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刻画了孔丘的阴险性格。”第三个原因是研究者误读了《出关》中孔子所谓“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一语。李希凡在其论文中解释此语曰：“孔丘说‘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意思就是，有了弟弟，哥哥就会失宠，所以才哭。这话透露了对老聃的威胁之意。”但是，结合《出关》的上下文来看，这种解释十分牵强，有违小说原意。在《出关》中，孔子第一次来见老子的时候，老子教导他说：“白鶂们只要瞧着，眼珠子动也不动，然而自然有孕；虫呢？雄的在上风叫，雌的在下风应，自然有孕；类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三个月之后孔子再来见老子，说：“没有出门，在想着。想通了一点：鸦鹊亲嘴；鱼儿涂口水，细腰蜂儿化别个；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这两段话是鲁迅从《庄子?天运篇》中直接拿过来翻译成白话的，从小说上下文来理解，都是讲世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诸种变化与相通。孔子正是从世间的变化与相通之中悟出了只有投在变化里才能变化别人的道理，成其为实行者。“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只是世间各种关系与变化中的一种，单独拿出来、解释为孔子威胁老子不合逻辑。 在《出关》中，孔子是勤奋好学、谦恭多礼、积极入世的实干家，未曾威胁或排挤老子。老子西出流沙是其“以柔退走”的人生态度决定的，与孔子无直接关系。他臆测孔子有可能“背地里还要玩花样”并无根据，反而暴露了他的多疑与怯懦。既然如此，鲁迅在《〈出关〉的“关”》中所谓的“孔胜老败”就不能在一般的意义上理解。“胜败”表达的不是冲突关系而是对比关系，是老、孔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是二者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众所周知，鲁迅长期关注儒教与道教，五四时期以来孔夫子在鲁迅笔下是批判对象——即使是在与《出关》同年撰写的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依然是，道教则被鲁迅看作“中国根柢”。但是，1935年底的小说《出关》和1936年初的《〈出关〉的“关”》，却将孔子与老子置于对比关系之中来认识，提出了“孔胜老败”的观点，塑造了正面的、胜者形象的孔子。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错位。因此，必须将《出关》置于鲁迅有关老子、孔子的话语体系之中来认识，以便准确、全面地理解“孔胜老败”。 鲁迅对于老子一贯持否定性、批判性认识，这种认识可以追溯到留日时期。他在1907年撰写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批评老子，曰：“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志；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12)这里对于老子“无为”的认识与《出关》中关尹喜对老子“无为”的讽刺相同，这里的“槁木”在《出关》中则具像化为“一段呆木头”。不同之处在于，《摩罗诗力说》中的“槁木”是“心”，而《出关》中的“槁木”为“形”。从《摩罗诗力说》到《出关》，“心”与“形”的统一将老子彻底“槁木化”。《摩罗诗力说》之后鲁迅没有停止对老子与道教的批判，甚至将道教视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本质与病根。他在1918年8月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13)1927年在《小杂感》中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14) 鲁迅对孔子的排斥比对老子的否定更久远。1935年4月(创作《出关》八个月之前)鲁迅撰写名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在文中讲述了自己1902年到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曰： 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15) 早在留日之前的青年时代即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时期批判封建礼教的罪恶是必然的——在《我之节烈观》(1918)中批判“业儒”，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中批判“圣人之徒”。1925年11月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规定小学生读经，他撰写了杂文《十四年的“读经”》，讽刺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16)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1935年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比较而言，《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全面表达了鲁迅对孔子的批判性认识。此文批判的孔夫子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为官方，一为建构。鲁迅在文中说得明白：“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使发一定的议论。”“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索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17)这种由官方建构起来、与普通民众无关的孔夫子，可以借用鲁迅的描绘命名为“白粉孔子”。 不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孔子。文章这样描述：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 这里的孔子是与“权臣”对立的孤独者、求道者、流浪者，与后来“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摩登圣人”不同甚至相反，可以命名为“原孔子”。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存在着两个孔子——“白粉孔子”与“原孔子”，由此可见鲁迅撰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具有二重目的：一方面批判“白粉孔子”，亦即批判给孔子化妆、将孔子捧起来的“政府”和“权势者”；一方面为孔子鸣冤叫屈，力图还原历史上那个被权势者们涂白粉之前的“原孔子”。鲁迅在撰写此文八个月之后创作的《出关》中肯定的那个孔子，是从“原孔子”延伸出来的。 将鲁迅《〈出关〉的“关”》中所谓的“孔老相争，孔胜老败”置于上述思想背景上来认识，可以明白，“胜败”的价值判断并非在思想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而是在人格与人生态度层面上进行。所谓“胜败”并非指是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优势或统治地位，而是指人格(人生态度)孰高孰低。就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而言，显然是“老胜孔败”的——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而孔子不过是被当权者往脸上涂白粉，被当作敲门砖使用、用完之后丢弃。被捧为“大成至圣先师”表面看来是“胜”，但从被利用这一点看则是最大的“败”。鲁迅在《〈出关〉的“关”》中说“孔胜老败”，是说孔子积极进取、执著于现实的人生态度，高于(或者说胜于)老子逃避现实、“无为”的人生态度。在此意义上，所谓“孔胜老败”与其说是一种历史描述，不如说是鲁迅个人性的价值判断。总体上看，1935、1936年间鲁迅所谓的“孔胜老败”包含着多层面的内容：是指小说情节，是指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价值，并且是指价值判断。三个层面的“胜”或“败”并无同一性，有时甚至相反。人格评价上是“胜”在文化史、思想史上却可能是“败”。 不过，鲁迅在《出关》中讲述“孔胜老败”的故事，并不意味着在他这里孔、老双方截然分开、完全对立。他深知儒、道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均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发生了影响并塑造其文化性格，因此在1933年8月下旬所作《“论语一年”》中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浑沌死’。”(18)在这种描述中，中国传统读书人与道教(老庄)、儒教(孔子)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立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这一主题，即须重新认识《出关》的情节结构与叙述方式。如前所述，孔子在《出关》中只出现于前两节。在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老子告诉学生庚桑楚自己与孔子的区别，说：“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于是，从第三节开始孔子退到幕后，前台只有“走流沙”的老子在那里“徒作大言”。表面看来《出关》开头表露的宏大企图在小说中似乎没有贯穿始终，但其实不然。探讨“孔子”在小说后半部分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就会发现《出关》是一个隐喻性文本。在小说第三节中关尹喜出现，这一形象的功能是呈现、表达对老子的讽刺与否定。老子徒作大言而关尹喜嘲笑他心高命薄、不切实际，于是关尹喜作为老子批判者不仅与孔子、并且与小说作者鲁迅获得了同一性。关尹喜这个人物具有二重性——是实体性的也是比喻性的，在比喻性的层面上他是孔子的喻体，“孔子”借助这个喻体得以在《出关》中贯穿始终、获得完整性。在《出关》中，将孔子由实体转换成喻体、叠影到关尹喜这一形象上的，是老子所言“他的是上朝廷的”一语。关尹喜作为朝廷命官可以理解为“上朝廷”之后的孔子。在历史传说中关尹喜本是老子的同道，《列仙传》甚至说他“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但鲁迅在《出关》中把关尹喜翻转过来放在老子的对立面，让他嘲笑、批判老子。这种改写是小说主题的需要也是叙事结构的需要。总体看来，在《出关》中，鲁迅为了在后半场孔子缺席的情况下表现“孔胜老败”的构想，采用了虚实相生的结构和比喻性的叙述方式。在小说后半部分“空谈家”老子被实写而“实行者”孔子被虚写。有的研究者没有理解这一点，因此简单地将小说的前两节与后两节割裂开来，认为“作品的前半截和后半截写成的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主旨不同，风格也不同”。(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