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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见南子与子见老子 在探讨《出关》的创作与晚年鲁迅孔子观的时候，林语堂(1895—1976)的剧作《子见南子》是另一个必须纳入视野的文本。可惜，该文本似乎被忽视至今。 孔子与卫灵公夫人南子见面的故事见于《论语》，亦见于《史记?孔子世家》《淮南子》《盐铁论》等史籍。《论语?雍也》记曰：“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孔子与南子见了面，学生子路不高兴，于是孔子发誓说：如果是我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让老天爷抛弃我！让老天爷抛弃我！子路为老师与南子见面不快，是因为南子名声不好。林语堂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子见南子》，《子见南子》也是林氏全部作品中唯一的剧作。剧本1928年10月30日完稿，当年12月发表于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第1卷第6期。翌年(1929)6月8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址曲阜)的学生在学校礼堂演出该剧，引起当地孔氏家族部分人员不满，孔传堉等21人以“孔氏六十户族人”的名义上告国民政府教育部，称该剧“亵渎”、“侮辱”先祖。二师学生会不服控告、向各界发《通电》，民国教育部发《训令》，二师校长宋还吾发表答辩书，多家报刊跟踪报道，闹得沸沸扬扬。8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发《训令》宣布“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屈服于孔族人的压力将宋还吾调离山东二师。林语堂作为剧本作者，对因为排演该剧陷入旋涡的山东二师师生感到抱歉，又受到名赵誉船者的批评，也写了《关于〈子见南子〉的话——答赵誉船先生》。(25) 鲁迅对这场公案的关注异乎寻常。他搜集相关资料，从中选取公私文字十一篇，撰写“结语”一篇，编成长文《关于〈子见南子〉》，发表在1929年8月27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五卷第二十四期。在鲁迅文章中这篇长文颇为特殊，十二节共一万二千余字，仅第十二节“结语”约250字为鲁迅撰写。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编选、组合各方当事人的言论达到双重目的。一是全方位呈现事实真相、揭露“圣裔”们的谎言与用心，最后在“结语”中指出“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这一事实，批评教育当局“息事宁人”、不辨是非。(26)二是通过多种文本呈现孔子的复杂性与歧义性。宋还吾答辩书曰：“本校所以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27)《华北日报》所载史梯耳文章《小题大做》曰：“谈到旧礼教，这是积数千年推演而成，并非孔子所首创，反对旧礼教不能认定是侮辱孔子，况且旧礼教桎梏人性锢蔽思想的罪恶，已经不容我们不反对了！”(28)宋还吾回答《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又曰：“自汉以来，历代帝王，为什么单要利用孔子？最尊崇孔子的几个君主，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尊崇孔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孔子没有这一套东西，后世帝王又何从利用起？”(29)在这些表述中孔子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认识，呈现出多面性与复杂性。 鲁迅编写并发表长文《关于〈子见南子〉》，显然不仅是支持山东二师的师生，也是支持剧本作者林语堂。将近六年过去之后的1935年，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依然肯定《子见南子》塑造的孔子形象，强调二师学生演出该剧的正当性。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远在纽约的林语堂得到消息撰写了《悼鲁迅》，回忆与鲁迅的交往，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其间也。”(30)所谓“相得者二次”，一次当然是指在1925、1926年间在女师大风潮中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林语堂与鲁迅并肩战斗，(31)而另一次，笔者认为就是指在《子见南子》引起的冲突中受到鲁迅的支持。1934年林语堂出版《大荒集》的时候，收录了《子见南子》，并且将鲁迅的文章改题为《关于〈子见南子〉的文件》，与自己的《关于〈子见南子〉的话——答赵誉船先生》一并收入。 1935年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谈到《子见南子》的时候这样说： 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中略］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吧。 这段话表明，鲁迅肯定《子见南子》的根本原因在于剧本塑造的孔子作为与圣人相对的人是“可爱的好人物”。那么，《子见南子》中的孔子是怎样的人？这要回到林语堂的剧本。 《奔流》发表《子见南子》的时候，在当期目录中标明作品体裁为“独幕悲喜剧”，正文部分“子见南子”的剧名下面也标有英文“A one－Act Tragicomedy”(独幕悲喜剧)。但实际上剧本并无悲剧内容，而是喜剧色彩鲜明。剧中的孔子“呆头呆脑”，在南子面前手足无措，可爱又可笑。南子光彩照人，热烈、坦诚、浪漫，邀孔子共同组织游园会、一起去兜风，近于现代摩登女郎。四位歌女的歌舞更是热情奔放。所谓“悲剧”只有在孔子传统的“圣人”形象被颠覆这一点上能够成立，但林语堂是刻意通过这种颠覆制造喜剧效果、展示正面价值、表达自己对孔子的理解。在此意义上这里的“悲剧”一词具有反讽性。对于林语堂来说，“悲剧”与“喜剧”这两个词汇表达的不仅是体裁(戏剧形式)，并且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价值判断。 《子见南子》对正统孔子形象的颠覆主要是通过重建孔子与女性的关系完成的。《论语》中的孔子因与南子见面引起子路不快而赌咒发誓、“天厌之”云云，而在《子见南子》中，孔子被南子的美貌、性情、见识所征服，忧心忡忡、言不由衷。《论语》中的孔子蔑视女性——《阳货》所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而在《子见南子》中孔子几乎是以女性为师。孔子听南子谈论“人生的真义”之后赞叹不已，曰：“南子夫人，我想不到女子也有这样深刻的觉悟与高超的思想。不过你‘饮食衣冠’四字，应该改为‘饮食男女’。”(32)这里的孔子不仅不歧视女性、谦逊地与女性讨论“人生的真义”，甚至把南子主张的“饮食衣冠”改为“饮食男女”，充分表现了自己的人性。全剧落幕处，孔子为是否留在卫国犹豫不决，与子路进行了如下对话： 子路 那末，为什么不就在这里？ 孔丘 我不知道，我还得想一想……(沉思着，)……如果我听南子的话，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礼，她的乐……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瞬目间现狂喜之色，)……啊！ (如发现新世界。)……不(面忽苍老暗淡而庄严，)不！我走了！ 子路 走哪里去？ 孔丘 不知道。离开卫，非离开卫不可！ 子路 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丘 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子路 真要走了？ 孔丘 走！我一定走！(形容憔悴，慢慢的低头，以手托额，靠手膝上，成一团弯形。) (子路直立于旁，呆看孔丘。静默中微闻孔子长叹——叹声止——静默。)(33) 这样，孔圣人受到南子的感化，人生观、世界观发生裂变，向往“男女无别，一切解放”的“新世界”而又压抑这向往，心里充满痛苦与矛盾。从剧本的这类描写来看，孔氏族人称“亵渎”、“侮辱”并非没有根据。何况剧本被搬上舞台之后相关描写会变得直观。孔氏族人控告书对演出的描述是：“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鄘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34)但是，林语堂塑造崭新孔子形象的目的与这种指责相反，是表现、赞美孔子的“明性达理”。他在《悼鲁迅》中说：“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所谓“明性达理”是他对儒家、也是对孔子的基本理解。他1928年创作《子见南子》，1932年在上海创办以“论语”为名称的同人杂志，1938年在美国出版英文著作《孔子的智慧》、向美国人介绍儒家思想文化，皆基于此种理解。 以上描述呈现的基本事实是：鲁迅1929年竭力为《子见南子》辩护，1935年4月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再次肯定《子见南子》，同年12月创作《出关》、描绘了以柔进取、大事小事均努力实行的正面孔子形象。这种时间关系表明《出关》是在《子见南子》的延长线上创作出来的。《子见南子》是讲述“子见南子”的故事，《出关》前半部分则是讲述“子见老子”的故事。《子见南子》中“明性达理”的孔子与《出关》中“以柔进取”的孔子相并列，一个内涵更丰富、形象更丰满、更有立体感的正面孔子形象呈现出来。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前期，林语堂和鲁迅都在创造新型孔子形象。 不过，鲁迅与《子见南子》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此。笔者重读鲁迅1920年代中后期文章中有关孔子的论述，考察鲁迅与林语堂的交往过程，甚至认为林语堂创作《子见南子》亦与鲁迅有关。 鲁迅1925年2月6日所作《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已经旁涉子见南子的故事，曰： 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5) 这段文字中的“对子路赌咒”即指孔子见南子引起子路不快一事。鲁迅在这里用“伟大”一词盛赞孔子对鬼神的否定。否定鬼神世界即执著于现实世界，亦即孔子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鲁迅只是对孔子的“深通世故”、不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略有不满。 鲁迅1927年12月编写的《补救世道文件四种》是另一篇较多涉及孔子的文章。此文由甲、乙、丙、丁四节组成，甲为招勉之写给鲁迅的信，请求鲁迅为孔教青年会写“按语”、“序跋”，乙、丙分别为招勉之作为参考材料寄给鲁迅的《筹设孔教青年会宣言》与《上海孔教青年会文会缘起》。《筹设孔教青年会宣言》宣称因“人心败坏，道德沦亡”，“爰有孔教青年会之设，首办宣讲，音乐，游艺，体育各科，借符孔门六艺之旨。一俟办有成效，再设学校图书馆等，使我国青年皆得了解孔子之道，及得高尚学术之陶熔”。但是，鲁迅历来反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教”，批判其文化保守态度，不会为这种组织撰写“按语”、“序跋”之类，于是写信拒绝。丁即为鲁迅复信，其中多讽刺之语，云：“独惜‘艺’有‘宣讲’，稍异孔门，会曰‘青年’，略剽耶教，用夷变夏，尼父曾以失眠，援墨入儒，某公为之翻睑。”(36)等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与《补救世道文件四种》均发表干同人刊物《语丝》周刊，前者载1925年2月23日第15期，后者载1927年12月31日第4卷第3期。林语堂为《语丝》撰稿人，1925至1927年间与鲁迅关系密切，无疑读过这两篇文章。意味深长的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一个半月之后的1925年4月7日，林语堂给钱玄同写了一封信，信中讨论改造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谈及孔子，曰：“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无聊，观其替当时青年选必读诗三百篇，《陈风》《郑风》选得最多，便可为证。(说到这个，恐话太长，姑置之。惟我觉得孔子乃一活泼泼的人，由活泼泼的人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当由大理院起诉，叫毛郑赔偿名誉之损失。)”此信以《给玄同先生的信》为题发表于4月20日《语丝》第23期。林语堂三年之后创作的《子见南子》与这里表达的孔子认识直接相关。他是在1928年将1925年“姑置之”的孔子问题写成剧本，“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 正是在创作《子见南子》前一个月(1928年9月)，林语堂编定评论集《剪拂集》，(37)将《给玄同先生的信》收入其中。意味深长的是，原信中的“孔子乃一活泼泼的人，由活泼泼的人变为考古家”一句在《剪拂集》中被改为“孔子由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变为考古家”。这种修改赋予了孔子“世故先生、老练官僚”的身份，正与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所谓“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相同。显然，林语堂是因为受到鲁迅孔子认识的影响而修改自己的信。将《子见南子》与鲁迅的《补救世道文件四种》参照阅读，又能发现一些微妙的相通或类似。在《子见南子》中，南子见到孔子，说：“先生来了，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切切不可错过，所以想要创立一个‘六艺研究社’，或是称为‘国术讨论会’也行，有先生领导指教，［后略］”。这里，成立组织这种操作方式与《筹设孔教青年会宣言》所言相似，南子筹建的“六艺研究社”以“六艺”为主要研究对象，几乎就是《筹设孔教青年会宣言》所言“借符孔门六艺之旨”的翻版。在《子见南子》后半部分，孔子与南子的对话基本是围绕“六艺研究社”展开。此外，鲁迅给招勉之的回信中有“然鲜卑语尚不弃于颜公，罗马字岂遽违乎孔教”之语，并且用罗马字与汉字混合书写的方式进行调侃，所谓“N日不见，如隔M秋”、“ABCD，盛读于黉中，之乎者也，渐消于笔下”。而在《子见南子》中，不仅孔子唱“dnm—di,dnm—di,dnm”、“di,dum—di,dum—”这种罗马字标注的歌曲，(38)南子情绪激动的时候发出的也是“Oo—ah—oo—ch!”这种感叹。(39)这种制造喜剧效果的调侃方式，正是鲁迅在给招勉之的回信中使用的。鲁迅用回信讽刺孔教青年会，林语堂则是用剧本改写正统的孔子形象。 鲁迅与林语堂不仅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并肩作战，1926年8月底鲁迅离开北京往厦门大学任教也是林语堂的邀请。1926年年底鲁迅即辞去厦大教职，林语堂在1927年1月1日元旦这一天撰写了送别文章《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开厦门大学》。(40)如前所述，鲁迅构思《故事新编》是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即1926年下半年。从私人关系考虑，鲁迅肯定与林语堂谈过《故事新编》的构思，包括以孔子、老子为主人公的《出关》等哲思小说的构思。林语堂在1928年10月间创作剧本《子见南子》当然是由主客观多种因素促成的，结合上述事实来看，外在因素之中就有来自鲁迅的、以《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补救世道文件四种》和《故事新编》中哲思小说为媒介的推动。可以这样假定：本来就对孔子与《论语》怀有独自看法的林语堂，从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看到了孔子的伟大与聪明、意识到了子见南子故事的重要性，从《补救世道文件四种》获得了部分题材和戏剧风格(悲剧或喜剧)的自觉，从鲁迅的哲思小说构思中获得用文学创作还古代哲人真面目的灵感，最后创作了《子见南子》。这样，鲁迅把《子见南子》发表在自己与郁达夫主编的《奔流》上、在剧本上演引起纠纷之后关注事态发展并坚定地站在剧本作者和演出方一边，就更符合逻辑。遗憾的是目前无法用当事人的陈述来确认这种影响关系。不过，鲁迅与林语堂对待孔子态度的一致性(排斥正统、传统的孔子，重建新的孔子形象)一目了然。1932、1933年间，因林语堂提倡幽默、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鲁迅与其渐行渐远，但二人在重建世俗化、常人化孔子形象这一点上依然是一致的。 将鲁迅本人的孔子认识、孔子建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能够发现《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补救世道文件四种》二文与《出关》之间亦有源流关系。前文通过赞扬孔子不信鬼神间接表现的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态度属于鲁迅本人，并且被表现在《出关》中“以柔进取”的孔子形象之中，后文第四节(鲁迅复招勉之信)中所谓的“援墨入儒”，经过前述1929年《流氓的变迁》中的孔墨并论，到《故事新编》中则呈现为“孔墨融合”。从1925年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称“孔丘先生确是伟大”与在《子见南子》公案中所持的立场及其对《子见南子》的解读来看，鲁迅1935年创作《出关》塑造正面孔子形象并在《〈出关〉的“关”》中加以强调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