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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新编》中的“诸子学略说” 章太炎发表论文《诸子学略说》是在1906年，在东京为鲁迅诸人讲诸子学是在1907、1908年间。鲁迅在《〈出关〉的“关”》中谈及此事时显然把时间顺序弄颠倒了。不过这种颠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鲁迅1935年创作的小说与26年前章太炎讲诸子学有关，足见《诸子学略说》对鲁迅影响之大。鲁迅晚年怀念并重新认知自己青年时代的恩师章太炎，原因之一应当是因创作《出关》有关《诸子学略说》的记忆被唤起。他的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写在去世前两周，未完成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则是写在去世前两天，成为他写作生涯中的最后一篇文章。 因《〈出关〉的“关”》明确提及章太炎及其《诸子学略说》，故研究者在论述《出关》的时候经常引证《诸子学略说》。但是，到目前为止《诸子学略说》与《出关》以及《故事新编》的关系并未得到准确、全面的解释。笔者在此阐述的问题有两个：其一，鲁迅对于《诸子学略说》中有关孔老关系的论述并非被动地、全面地接受，而是有所选择和修正；其二，《诸子学略说》对《故事新编》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出关》一篇，而是存在于三篇哲思小说的总体构思之中。 先看第一个问题。如前所引，关于《出关》与《诸子学略说》的关系，鲁迅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是他“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但他本人“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如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转折关系？既然“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那又是如何将章太炎讲的故事写进小说的？ 且看《诸子学略说》对孔子与老子关系的论述： 《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茅。［中略］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亦如二程子之学术出濂溪，其后反对佛老，故不称周先生，直称周茂叔而已。东原之学，本出婺原，其后反对朱子，故不称江先生，直称吾郡老儒江慎修而已)，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已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见《论衡?讲瑞篇》)，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20) 将这段论述与《出关》比较，可以发现《出关》的情节结构基本符合章太炎的叙述，但《出关》中老子与孔子的对话与上面引文中的不同，《出关》对于老子西出函谷关原因的解释也与上面的引文不同。 在章太炎的论述中，《庄子?天运篇》中老子对孔子说的那段话没有出现，被节引的仅仅是孔子的几句话——“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而紧接着的几句话却被省略。被省略的几句话是“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即鲁迅《出关》中那句“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章太炎做出这种取舍无疑是基于自己的孔子认识，是为了说明孔子竞争心强、好斗、奸诈。但是，参照《庄子?天运篇》来看，能够发现这种取舍是断章取义，或者说章太炎并未理解《庄子?天运篇》中老子与孔子对话的真实含义。如前所述，正是这种取舍、解释，误导了李希凡等人对《出关》中孔子形象的解读。鲁迅在《出关》中直接地、完整地借用了《庄子?天运篇》中的对话，因此不仅重新解释了老子出关的原因(起因于“以柔退走”的人生哲学而非孔子的威胁)，并且通过孔老对话的上下文关系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孔子形象。这种孔子形象与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描述的孔子形象相反。所以，鲁迅所谓的“并不信”是指不相信章太炎对于老子西出函谷关原因的解释，虽然他是从章太炎那里听来了故事并以此作为《出关》的基本情节。 这样一来，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中所谓的“孔学本出于老”在鲁迅的《出关》中也获得了新的涵义。章太炎所谓的“学”当然不仅是指六经之学，而且包括老子的“权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之类，核心内容是“柔”。所以，在《出关》中，当学生庚桑楚主张与孔子斗争的时候，老子张开嘴巴展示自己的牙与舌头，让学生明白“硬的早掉、软的却在”的道理。但是，鲁迅《出关》中的“孔学”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柔”，二是在自然变化和各种关系之中认识人生，而且后者使孔子取自老子的“柔”发挥了新功能，从而有别于老子的“柔”。用小说中老子的话说就是：“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此处的“鞋子”即为“学”(柔)的比喻。虽为同一物，但因指向与功能不同而终将变为不同甚至相反之物。鲁迅观点的特殊性即在于：在认识到老子之“柔”与孔子之“柔”相同的前提下，强调二者在指向与功能层面的差异。他在《〈出关〉的“关”》一文中明言“老，是尚柔的”、“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说文解字》所谓的“儒，柔也”本是鲁迅的基本认识，鲁迅1918年在《我之节烈观》中、1929年在《流氓的变迁》中均曾引用，但到了1935年这“柔”发生变异、获得了新的价值。而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主要是着眼于“形式”，认为“儒道之形式有异”，所以孔子不欲奉老子为本师。 再看第二个问题，即《诸子学略说》对《故事新编》的系统性影响。将《故事新编》中的哲思小说作为一个系列与《诸子学略说》参照阅读，这种影响即显现出来。 关于《故事新编》的构思过程，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来了。(21) 可见鲁迅从一开始就是将《故事新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构思，而非完成单篇之后汇编成集。就是说，鲁迅在构思《故事新编》之初就决定撰写系列小说《出关》《非攻》与《起死》，塑造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形象，阐释、评价他们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态度。实际上，鲁迅在离开北京去厦门之前已经怀有此种意识。他在《马上支日记》(1926年6月29至7月6日写于北京)中说：“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22)这里，鲁迅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中已经包含道家、孔教与墨家。在鲁迅的话语体系中“战国游士”即指道家。1929年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23)《马上支日记》与《流氓的变迁》对相同问题的阐述，表明鲁迅在1920年代后期持续思考相关问题。《出关》《非攻》《起死》诸篇的构思与写作，即存在于这一思考过程中。三篇作品构成了鲁迅小说形式的“诸子学略说”，与章太炎论文形式的“诸子学略说”相呼应。在章太炎的论文中“诸子”被作为一个系统论述，在鲁迅的三篇哲思小说中“诸子”同样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性。 《故事新编》中《出关》《非攻》《起死》三篇哲思小说的排列顺序，与《诸子学略说》论述“诸子”的先后顺序基本一致。三篇小说在《故事新编》中并非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否则写于1934年8月的《非攻》应置于1935年12月创作的《出关》和《起死》)之前，而现在是被置于《出关》和《起死》之间。现在的排列显然是根据小说内容，具体说是根据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呈现为“儒、道(《出关》)→墨(《非攻》)→道(《起死》)”的顺序。应当说明的是，《出关》同时包含着儒(孔子)与道(老子)，而《起死》作为以“老庄”中的庄子为题材的作品可以看作《出关》部分内容的同义反复。事实上，《起死》对于庄子空谈的讽刺(庄子理论高深莫测却连死而复生的村汉杨大都对付不了)与《出关》对于老子“徒作大言”的否定具有同构性，《起死》中庄子与巡士的关系和《出关》中老子与关尹喜的关系也很相似。“儒→道→墨”(或者“道→儒→墨”)这种先后关系同样存在于《诸子学略说》之中。《诸子学略说》论述的“诸子”共十家，依次为儒、道、墨、阴阳、纵横、法、名、杂、农、小说。这样排序的主要依据显然是各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即各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章太炎论述的十家诸子之中，只有儒、道、墨三家被鲁迅写成小说，主要原因一是这三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最大，二是它们与鲁迅的文化价值观、人生观关系最直接。此外，小说创作对于素材、人物有一定的要求，而章氏所论十家中并非每一家都能满足这种要求。 在《故事新编》所收三篇哲思小说中，受《诸子学略说》影响的并非《出关》一篇，《非攻》与《诸子学略说》对于墨家的论述亦有相通之处。《诸子学略说》这样论述墨家： 墨家者，古宗教家，与孔、老绝殊者也。儒家公孟言无鬼神。(见《墨子?公孟篇》)道家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无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灾之术，似为宗教。道家则由方士妄托，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论道必归于天志，此乃所谓宗教矣。兼爱、尚同之说，为孟子所非；非乐、节葬之义，为荀卿所驳。其实墨之异儒者，并不止此。盖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章太炎在这里概括了墨家兼爱、尚同、非乐、节葬、非命的价值体系，并表示认同。对于墨家的“非命”(不信天命)，章氏做了尤为详细的解释，曰：“特以有命之说，使其偷惰，故欲绝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能其颊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紝矣。”反其意而言之，“非命”则必执着于现实人生、发挥主动性、积极进取。这正是鲁迅主张的人生态度，亦即《出关》中孔子的“进取”。再看《非攻》中的墨翟，家里的席子上有破洞，穿草鞋，吃玉米面饼子，被骂作“兼爱无父，像禽兽一样”，但依然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社会与人生，怀着爱心东奔西走，阻止战争的发生。这与章太炎描述的墨家十分相似。 以上分析与对比足以说明鲁迅以先秦诸子为题材创作系列哲思小说这种构思本身有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投影，《诸子学略说》对《故事新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诸子各家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同样形成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之中，相互之间存在着影响和对话关系，具有关联性或相通性。章太炎和鲁迅都清楚这一点，因此面对诸子的时候都通过阐述各家学说的异同或者重组各家学说，以表达自己的倾向性与价值观。鲁迅在用章太炎讲的孔老故事创作《出关》的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主动性与特殊性，在对诸子各家进行整体性理解的时候与章太炎依然有明显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对待儒家的态度上。章太炎在阐述儒家与其他诸家关系的时候批判性地强调儒家的“热中趋利”，而鲁迅则通过“孔墨融合”提升了儒家学说中的积极入世思想。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论述的第一家就是儒家。他认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在其论述中儒家与道家有传承关系——“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孔学本出于老”；儒家与纵横家亦有关联——“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儒家还被杂家所包含——“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见王治之无不贯，此本出于议官。”等等。显然，其中儒家与纵横家的关系是通过“利”、“富贵”建立起来的。 不过，儒家在《故事新编》三篇哲思小说中的情形甚为复杂。不仅《出关》中的孔子作为“以柔进取”的实行家被肯定，《非攻》中甚至包含着“孔墨融合”的价值取向。《非攻》中的墨翟虽然与子夏的徒弟公孙高代表的“儒者”不是一路人，但他以义、仁、恭、爱为基本内容的伦理精神与儒者的伦理精神基本一致。公孙高来访、批评墨翟的非战论，“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云云，于是墨翟答曰：“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这种回答在讽刺儒者的同时也对儒者进行了理论与行动的分离，即墨翟(也是鲁迅)认为儒者所言与所行相背离、儒者理论高尚而行动丑陋。既然如此，对言与行所做的价值评判必然相反，墨翟用实际行动去实践尧舜的社会理想也就是实践儒者的伦理精神。 《非攻》中的墨翟作为积极进取、坚忍不拔的实行者，与鲁迅在《〈出关〉的“关”》中描述的孔子是同类人物。鲁迅心目中墨子与孔子的一致性已经呈现在《非攻》的具体描写中。且看《非攻》的结尾：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疼，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旧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不能忘记鲁迅在前引《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描绘的“原孔子”形象：“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而《非攻》结尾处描绘的墨子几乎就是“原孔子”。显然，在鲁迅的潜意识中“原孔子”与墨翟叠影在一起，鲁迅创作《非攻》的时候无意识地把自己想象的“原孔子”投影到墨子形象上去了。 “孔墨融合”是1935、1936年间鲁迅通过论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出关〉的“关”》与小说《出关》、《非攻》等多个文本建构起来的。鲁迅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去发现并整合描写对象的一致处，或者把自己的人格理想投射到描写对象上去，塑造了墨子式的孔子与孔子式的墨子。对于鲁迅来说，1935、1936年间的作品中出现“孔墨融合”的现象并非偶然。孔墨并论本是鲁迅的思考模式之一，这一模式至少可以上溯到1927年的文章《补救世道文件四种》(下文会论及)。前引1929年的文章《流氓的变迁》的第一节也是孔墨并论，第二节又曰：“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24)这里提出的问题五年后在《出关》和《非攻》中均有呈现。 在《故事新编》中，“孔墨融合”体现的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不仅包含在《出关》《非攻》中，而且已经渗透到《理水》《采薇》等“非哲思小说”中。《理水》中东奔西走、埋头工作的大禹是墨子、孔子式的人物，《采薇》中逃避现实、徒作大言的伯夷和叔齐则是老子、庄子式的人物。在此意义上，“孔墨”与“老庄”的对立是《故事新编》的主题结构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