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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往往贬抑形式探索，在把小说形式视为外在之物时，又担心它所携带的“西方的”、“外来的”影响(这说明形式根本就不是外在的)。我们一直赞赏那些“看不出”形式意味的、回归传统的作品。与20世纪80年代颇为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确实有一个恢复传统的趋势，也因此取得了实绩。但久而久之，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现代小说经验愈离愈远。今天的汉语小说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要有新的创造，可能还是要最大可能地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优质经验。对《繁花》、《老生》等作品的探讨表明，虽然西方小说早已成熟，但中国的汉语小说还未获得现代形式，对此中国作家还有一种不肯罢休的劲头；考察当代小说让我们对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汉语小说创作不只是要从旧传统里翻出新形式，也能在与世界文学的碰撞中获得自己的新存在，从而介入现代小说的经验。 关 键 词：形式/传统/创新/现代小说/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014年的中国小说创作波澜不惊，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或许如今我们的耳目不再能“一新”，或许我们的耳目已经麻木；再不就是为陈规所囿，我们不能感受到2014年中国文学发生的变化，也不能从中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经为“批判”的主体性张扬搞得昏头转向，不能睁眼看看文学作品，看看世界现代以来的文学潮流。20世纪80年代，黄子平说：“文学被创新这条狗追得满街跑，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90年代以后，中国作家是被批判这只“狼”追得满田野里乱跑，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我们要批判作家，要作家批判社会，要作家去重新祭起“恨”的大旗。固然，在中国强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书写底层、批判社会、悲悯弱者，这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文学就像中国社会一样，总是要寻求某种真理的。然而，文学一旦彰显自己批判社会的价值观，就要以批判为唯一要义；文学只要有“批判”，作家就有道义担当，作品就有人道关怀，文学就建立起社会正义。这些年，人们热衷于讨论文学伦理和批评伦理，文学及文学批评几乎要被划归到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名下，但是批评的伦理和文学的伦理一样，只有在美学的意义上才有真实的意义。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美学原则下的表达，才具有文学的伦理学意义；文学批评也同样如此，其伦理信念也只有在合乎美学规则的意义上，才能构成文学批评的伦理。 其实是我们已经遗忘了文学/小说形式的意义。先锋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发轫已然过去了30年，90年代以来很长时间里，嘲讽先锋文学的形式已经变成文学批评的睿智表现之一，如果批评家要表现得有现实感或道义责任，或者对小说艺术有高深莫测的领悟，似乎只要反思或嘲弄一下先锋小说就可以。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作家在小说艺术上不断琢磨，不断突破形式的既定模式，不断挑战自我的套路，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在形式上乏善可陈。绝大多数中国作家没有形式感，没有与世界文学已经取得的艺术经验直接对话，因而不知道现代文学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甚至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中国小说有自己的传统，可以走自己的路(由他们说去)；这与80年代对现代派的“四只小风筝”心仪的态度恍如隔世。可是，事过境迁，后者只能引人发笑罢了。所幸的是，2014年出版的部分长篇小说，又让我们看到小说艺术形式的生机，尽管这些形式未必十分完美——形式一旦惹人眼目，总会是不完美的。但形式意识在当前小说创作中有所抬头，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或许意味着，当代中国小说到了再不突破旧有的形式局限就难以为继的地步，或许还表明当代中国小说到了不破不立的地步。 如何去寻求自我更新的机遇呢？文学批评至少应该清理出一条道路。① 说2014年的小说有些形式意味，主要也只是指几部小说有此特征。如贾平凹的《老生》，用《山海经》作为导引，以一个百岁的唱阴歌的唱师为叙述人，把20世纪的历史切成四块，把硬邦邦的历史拿捏在手上；又如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叙述人和弟弟何者有“精神病”尚属疑问，“找弟弟”作为小说主导情节线索，这个弟弟是否真的存在也有疑问，通过叙述人的找寻丢失之物(人)这一行为，叙述人的自我辨析，小说写出当今中国乡村的刻骨伤痛：土地的失去，村庄的消失，家的离散，等等。小说对这类主题的表现始终以反讽幽默的叙述语式来进行。乡土中国的当下存在，获得了一种现代/后现代的形式。中国作家能够如此驾驭复杂形式，却又能与现实感结合得如此恰切自然，还属少见。宁肯的《三个三重奏》把一个反腐的故事写出了哲学的意味，不同的叙述区隔相互构成一种内在的连接。外在视点和文本的介入时时提示：文本可以更加自由的方式展开。小说的形式未必十分妥帖，但这样的形式意识却是富有张力的。这些作家都年过五十、甚至六十，他们竟然还有如此饱满的探索形式的激情，实属难能可贵。更年轻一些的作家如徐则臣，其小说《耶路撒冷》对小说的形式探索不是很鲜明，但当下性意识相当饱满，对70后这代人的生存事相的把握十分结实。冯唐这些年生长于体制外，试图另辟蹊径，最近两年的《不二》、《不叫》，就有意到欲望的乌托邦里寻求狂欢之道：《不二》要在佛教的世界里大行冒犯之举，把形而下的身体与形而上的无限世界怪异地连接在一起；《不叫》则是再次放纵身体欲望，要看那个耗费的身体究竟能不能“hold”住灵魂，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关系一直是作家在这部小说里思考的一种重要关系。当然，也可能因为形式并不完全到位，小说自我放纵的笔法还没有更有力道的反转、破解横逸而出，因此略有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