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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虚构的鲁迅 许广平“文革”中的鲁迅纪念，塑造的是一个受欢迎的鲁迅形象。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小兵”，一个服从毛泽东的榜样。同时，这是一个被虚构的鲁迅。 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并强力推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源源不断的精神原动力。鼓励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将毛泽东塑造成一尊人格化的神，才能为“文革”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美国作家斯诺曾一语道破此中玄机。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斯诺坦言：“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42) 1966年的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政治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红卫兵小将们当众发誓：“我们要让天是毛泽东的天，地是毛泽东的地，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43)真可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曾自嘲“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44)的鲁迅，其为人为文的叛逆性与异质性，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将桀骜不逊、不可驯服的鲁迅，一个永远的“持不同意见者”，塑造成“一个服从的榜样”，对于中国文学界，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全体，其示范与训诫意味，自是不言而喻；对于巩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意义更是不证自明。 许广平深谙此道。在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中，许广平小心翼翼地将鲁迅刻画成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的“一个服从的榜样”。在许广平笔下，悄悄出现了作为“小兵”的鲁迅形象。1959年，自称“小学生”的许广平，已开始用“小兵”勾勒鲁迅的形象。1959年4月，纪念“五四”四十周年，在判断“五四”时期鲁迅的地位时，许广平说：“他至少是这一时代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小兵’。”(45)同年11月，在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鲁迅回忆录》中，许广平进一步断言，上海时期的鲁迅一直以“小兵”自处：“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之下来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是和每一个革命者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46)。 “文革”爆发，许广平代表鲁迅，辞去“主将”，自命“小兵”： 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他把自己的革命活动，叫作听取“将令”的行动，把自己的革命文学叫作“遵命文学”。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他把自己全副精力放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作上。……所有这一切，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永生难忘。(47) 许广平的这番话内涵丰富，面面俱到：首先，由“主将”到“小兵”，这种定位的变化，在自贬身价中，隐含着对规训的服从，颇有自知之明。因为，时过境迁，作为“主将”的鲁迅，已不合时宜。其次，虽然依旧强调鲁迅是“党”的小兵，但已言必称“毛主席”。在“文革”的非常状态下，党和毛泽东，常常合而为一。鲁迅是党的“小兵”，自然也就同时是毛泽东的“小兵”。最后，代表“小兵”鲁迅，许广平表达了强烈的“遵命”诉求。 事实上，鲁迅的“遵命文学”一说，乃是针对写作于1918年至1922年，后收入小说集《呐喊》的十四篇小说而言。对于“遵命文学”，鲁迅曾有明确的界说：“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48)。鲁迅所谓“那时革命的前驱者”，指的是《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鲁迅所谓“革命”，指的是“文学革命”。 然而，许广平对鲁迅的说明视而不见，将“遵命文学”中“革命”的含义扩大化和空泛化，处处紧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题旨，将“遵命”一语阐释为“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而她所谓鲁迅“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云云，则是以鲁迅的名义，向毛泽东宣誓效忠，自觉并入一种强势力量，以此自保，避祸全身于“文革”。 其实，作为鲁迅的学生、爱人和伴侣，曾与鲁迅“相依为命，离则两伤”的许广平，绝非对鲁迅的为人为文毫无理解力的世俗功利之徒。早在1941年，许广平就曾设想“如果鲁迅还在”，当时她的结论是：“想来想去，倘使他活着，就是住处也不容易。”(49)——许广平虚拟的此番情境，颇类似于鲁迅自谓的“彷徨于无地”。在设想鲁迅住处时，许广平还说出了彼时彼地她所理解的鲁迅与党的关系，许广平写道： 往西北去吗?也不见得。首先是病体不能够吃得消苦。其次是团体生活与不断的集会，都是他所怕的。自然那里比较了解他，多少可以合得来些，但是作为他自己，是绝对不肯受人格外礼遇或特别优待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一切的表现于文字的，纯乎凭着自己负责，并不是受有什么团体性的机构所约束的。所以去了反而容易使一些不了解的人作借口。(50) 经由对鲁迅“西北行”的否定，许广平刻画的其实是一个不但不会积极向党靠拢，反而与党渐行渐远的、独立不倚的鲁迅形象：害怕“团体生活”与“集会”，与党的组织生活原则格格不入；不肯受党的礼遇或优待，显得倔强自负，不识抬举，闹独立性；文责自负，不愿受党的机构约束，更是自由散漫的文人作风。显然，1941年的许广平，还不愿人们给鲁迅戴上一顶“红帽子”，视之为“赤色著作家”；也不认为一直坐在“华盖”下的鲁迅，会愿意跑到党这把“大红伞”下来。 然而，许广平是与时俱进的。建国后，许广平深知：一个孤高自负的鲁迅，已经不合时宜。1950年，许广平提出：“从鲁迅之外我们更得到比鲁迅的思想更切合于社会的具体的思想指导”(51)——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其言下之意是：鲁迅思想已过时，“切合于社会”的“具体的思想指导”，必须“从鲁迅之外”去寻求。 一个不合时宜的鲁迅，无法让许广平安身立命。为了消除鲁迅其人其文的叛逆性与异质性，许广平煞费苦心。首先，在“知识分子”成为贬义词的时代语境中，“智识阶级分子”的身份，是鲁迅的原罪。当政治氛围较为宽松时，许广平小心翼翼地划清鲁迅与知识阶级的界限：“幸而鲁迅出身于知识分子，但却本质地是他们的‘逆子贰臣’，始终是脱出于本阶级的羁绊之外，而与青年们、劳苦大众同在一起，共同休戚喜怒。”(52)当政治氛围严酷肃杀时，许广平则以自贬达到保存鲁迅，从而自保的目的，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妥协。1959年，许广平这样解读鲁迅小说《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则写出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和知识分子的渺小可鄙，号召他们必须时刻反省自己，向劳动人民学习。”(53)作为“渺小可鄙”的知识分子，鲁迅的局限性得到更多关注，他的“孤单”，他的“不够”，都被许广平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许广平写道： 呐喊再呐喊，彷徨复彷徨，鲁迅这时强烈的要求革命，然而又感到自己力量的孤单，这正证明了毛主席指出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人民相结合，否则将会一事无成。在五四时期，鲁迅写工农，写群众，写是写了，结合还不够，所以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鲁迅为例，还不过只是起了一个开端，以之彻底战胜敌人是不够的。(54)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认定“‘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乃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55)。许广平对于“五四”时期鲁迅的“孤单”和“不够”的揭示，不过是对毛泽东相关论述的具体诠释。 其次，如何处理鲁迅作品的“黑暗”，也是许广平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鲁迅曾对许广平说：“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56)新中国成立，“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在贯彻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社会背景下，面对“鲁迅是否就没有想到过歌颂光明，没有想到过塑造英雄人物”的质疑，许广平却只能谈到鲁迅生前的“希望”与“打算”： 大家知道，鲁迅生前曾经非常希望能够写出一些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小说，他听到许多有关红军的英勇事迹以后，曾经打算写一部像《铁流》那样的作品，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亲自约请红军中的著名将领谈话，从事资料的搜集工作，但是就因为感到自己遭到敌人的包围，没有机会和红军直接生活在一起，没有直接处于这个“斗争的旋涡”之中，唯恐自己的创作不能更好的表现红军的英雄形象，因此只好忍痛放手。(57) 显然，许广平的回答软弱无力。“非常希望”、“曾经打算”云云之于鲁迅，不但空虚飘渺、无迹可求，而且死无对证。鲁迅“歌颂光明”，必须见诸行动。毛泽东时代大幕早已开启，走向这轮“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真正的“大光明”，正是许广平为鲁迅选择的道路。 一方面，许广平深感鲁迅已不合时宜，为了消除鲁迅的异质性和叛逆性，她不遗余力。另一方面，许广平深知：“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58)然而，作为鲁迅的代言人，在分享鲁迅身后巨大哀荣，亲炙毛泽东对“鲁迅”知遇之恩的同时，许广平也亲睹毛泽东鲁迅论起伏不定，对鲁迅的评价一路走低。 1937年，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演讲中，毛泽东称赞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然而，仅仅两年之后，1942年，毛泽东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否定“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斥之为“作风不正的东西”；1957年，毛泽东明确了鲁迅的职务，甚至为鲁迅分配了具体工作：“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59) 俱往矣!从1937年到1957年，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毛泽东眼中的鲁迅，由高不可攀的“圣人”，变成一介俗吏“文联主席”；从仙境跌入尘境，不再遥不可及。毛泽东鲁迅论的起伏跌宕，仿佛与郭沫若在鲁迅追悼会上的演讲遥相呼应：“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以前，无一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60)在郭沫若眼中，鲁迅生前，堪称前无古人；鲁迅身后，却非后无来者，而是出现“无数鲁迅”。成了复数的鲁迅，重归芸芸众生，不再独一无二，被毛泽东委以“文联主席”一职，主要工作是“开会的时候讲一讲”，乃在意料之中。 当“鲁迅”遇上“文革”，其境遇的急转直下，自然更为惊心动魄。只要参照鲁迅之后的另一面文化旗帜——被许广平称为“文学先进者”的郭沫若的命运，“鲁迅”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郭沫若检讨自己“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看，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显然，郭沫若的策略是：在被打倒之前先自己躺倒，在被批判之前先自我批判。但是，尽管郭沫若如此自责，在北京大学一所专门开辟出来的房子里，还是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毛泽东必须亲自下令对郭沫若加以保护(61)。常觉今是而昨非，多变、善变，惯于“紧跟”，勇于自我革命，而且位高权重的郭沫若，尚且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自贬求自保。“文革”中的“鲁迅”，又当如何? 如果真如毛泽东所言，鲁迅当了“文联主席”，其在“文革”中的命运，还可以参照另一位“文联主席”——周扬的命运。1966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中共“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已经“落水”，成了“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作为“文联主席”的“鲁迅”，又将何以安身立命? 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鲁迅的代言人，心悦诚服地表示自己的屈服与顺从，全力以赴地加入毛泽东思想的全民大合唱，已是许广平唯一的选择。对此，许广平有清醒的认识： 通过这一场斗争，使我们更加懂得了：谁拥护毛主席，谁站在毛主席一边，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他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派，他就能为人民作出贡献。谁要反对毛主席，顽固地抵制毛主席的路线，谁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他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拥护毛主席路线的鲁迅，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反对毛主席路线的周扬之流，成了渺小的修正主义者。历史的结论，就是这样!(62) 在“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全民大合唱中，敢于“唱反调”，或者“唱对台戏”者，必定“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活着的许广平，代替死去了的鲁迅，审时度势，作出了“政治正确”的选择：走向“红太阳”，这是“鲁迅”唯一的道路。 1966年的中国，虽然还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却已是一片红海洋。毛泽东这轮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普照“红色中国”。且看许广平笔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动人情景： 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毛主席领导的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鲁迅曾经专门拍电报前去致敬和祝贺。鲁迅满怀热情地在电报中欢呼：“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最黑暗的年代，就清醒地看到，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不但将赢得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也将给全人类带来无穷的希望。我们从鲁迅逝世前不久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更可以看到鲁迅是怎样倾心热爱毛主席。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公开宣告自己能作为毛主席的一个同志，是很大的光荣。当时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63) 注释： ①朱正所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是对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正误。2013年，为营销计，该书更换书名为《被虚构的鲁迅》，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认为，“被虚构的鲁迅”一语，准确概括了许广平的鲁迅回忆。 ②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22页。 ③冯雪峰：《欣慰的纪念?序》，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④鲁迅：《厦门通信(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412页。 ⑤鲁迅：《两地书?一○五》，《鲁迅全集》第11卷，第267页。 ⑥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第204页。 ⑦鲁迅：《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0页。 ⑧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7-178页。 ⑨鲁迅：《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35页。 ⑩许广平：《纪念还不是时候》，《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1)(16)许广平：《我们怎样纪念》，《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480、479-480页。 (12)周海婴、马新云：《写在后面》，《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71页。 (13)许广平：《〈鲁迅风〉与鲁迅》，《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459页。 (14)(15)许广平：《〈鲁迅年谱〉的经过》，《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375、385页。 (17)(18)转引自许广平：《胡今虚〈鲁迅作品及其他〉读后感》，《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02、503页。 (19)冯雪峰：《欣慰的纪念?序》，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20)许广平：《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作》，《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45页。 (21)(22)(57)许广平：《文艺——革命斗争的武器》，《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63、562、565页。 (23)(24)(25)(26)(27)贾俊学辑：《文联旧档案：冰心、许 广平、白薇访问纪要》，《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第24、24、25、25、24页。 (28)(30)(31)(32)(46)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前言》，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3、1083、1084、1085-1086、1085页。 (29)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427页。 (33)此文刊载于1966年第12期《红旗》杂志，并被196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34)(35)(36)许广平：《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红旗》1966年第12期，第29、31-32、28页。 (37)(43)转引自刘路：《斥西蒙诺夫》，《红旗》1966年第14期，第13、14页。 (38)(40)(41)(47)(58)(62)(63) 转引自许广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红旗》1966年第14期，第17、17、17、15、15、16、15-16页。 (39)此文同时刊载于1966年第14期《红旗》杂志和196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42)《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176页。 (44)鲁迅：《题〈呐喊〉》，《鲁迅全集》第7卷，第466页。 (45)许广平：《“五四”与鲁迅》，《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48页。 (48)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49)(50)许广平《如果鲁迅还在》，《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474、473页。 (51)(52)许广平：《鲁迅和青年》，《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05、506页。 (53)(54)许广平：《“五四”与鲁迅》，《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48、548-549页。 (5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56)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1页。 (59)《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60)转引自王锦厚：《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6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