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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私”济“公”的回忆——论许广平的鲁迅纪念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鲁迅研究月刊》(京)20 程振兴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程振兴,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对许广平而言,鲁迅身后的“鲁迅”,是一份被有意背叛的遗嘱,一份被精心保存的遗物,更是一份必须不断重访、需要反复阐释的精神遗产。在某种意义上,许广平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的鲁迅纪念,假“私”济“公”,塑造了一个“被虚构的鲁迅”①。
    一、被背叛的遗嘱
    许广平与鲁迅的相濡以沫,有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②。
    许广平的鲁迅纪念,能够选择一个相对私密的个人视野,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首先,在塑造“私家鲁迅”形象上,许广平处在无人能及的有利地位。
    作为鲁迅的伴侣,许广平曾经深度进入鲁迅的日常生活,长达十年,了解鲁迅“鲜为人知”的一面。描述鲁迅的日常生活,刻画私人生活中的鲁迅形象,许广平的视野不可或缺。正如冯雪峰所言:“我们如果要更全面地理解和熟识鲁迅先生的生活和真实面貌,则许广平先生和他共同的生活以及她所体验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最有价值和最需要的。”③人们期待着在许广平的文字中,触摸到一个私人空间中的鲁迅,与公共场域“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鲁迅迥然不同:更感性,更直观,也更富有人情味。而许广平早年的鲁迅回忆,无论是对鲁迅饮食起居的详尽记载,还是对鲁迅言谈举止的点滴叙述,都提供了鲁迅私人生活的丰富细节,鲜活生动,已构成“多维鲁迅”的一个侧面。
    许广平鲁迅回忆的独特意义,正在于她得天独厚,作为鲁迅的学生、朋友和夫人,能同时在人际关系的三个维度——“师生”、“朋友”与“夫妇”中,近距离地观察作为“个人”的鲁迅,其耳闻目睹具有个体性与私密性——这是一个“私人订制”的鲁迅,独具面目,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其次,不愿成为“公物”,鲁迅的态度一以贯之;拒绝“被纪念”,则是鲁迅的遗嘱。作为一个旷代的全智者,对于自己成为“公物”的命运,鲁迅早有敏锐的洞察,并已表示坚定的拒绝。成为一尊无害的“偶像”,抑或一个无主的“公物”,向来非鲁迅所愿。
    1926年,当鲁迅听到学生说“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顿悟自己已成“公物”。对此,鲁迅明确表示“我不愿意”,宁可“从速坍台”。在致李小峰的信中,鲁迅写道:“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④
    1927年,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言及此事,鲁迅重申宁可“倒下去”,也不愿成为“偶像”和“公物”的态度。鲁迅写道:“我好像也已经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还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⑤
    鲁迅对“公物”的拒绝,源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刻体察。在论及雷峰塔的倒掉时,对于“公物”的命运,鲁迅曾得出沉痛的结论。他写道:“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⑥又一次,鲁迅不幸而言中:在隐喻的层面,作为“公物”的鲁迅,其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亦可作如是观。
    鲁迅毕生反抗“被描写”,态度激烈而决绝。生前,鲁迅拒绝成为偶像和“公物”。对于死后,鲁迅时刻警惕着“被描写”,为此他甚至拒绝“被纪念”。1934年7月,鲁迅撰文纪念亡友韦素园,却在文末表达了对“纪念”的怀疑。他写下沉痛的观察,无情地揭露世俗之辈借“纪念”以“营私肥己”,感慨文人身后的悲哀: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⑦
    上文中对“纪念”的质疑,可视为鲁迅的夫子自道。同年12月,在生了一场大病之后,言及自己的身后事,鲁迅明确拒绝“被纪念”,他写道: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不过是挽联做得好而已。⑧
    洞悉世情的鲁迅,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一向有刘伶“死便埋我”的旷达。杂文《死》常被视为鲁迅的遗嘱。《死》中,无论是嘱咐亲属“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还是恳求他们“忘记我,管自己生活”⑨,鲁迅拒绝“被纪念”的态度一如既往。
    然而,鲁迅生前能够反对,死后却无法拒绝作为“公物”被纪念的命运。事实证明,《死》是一份被有意背叛的遗嘱。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未能如鲁迅所嘱。恰恰相反,对许广平而言:“将是有生之日,即长忆之年”⑩。鲁迅身后的许广平,对鲁迅纪念全力以赴,成了鲁迅纪念专家。
    纪念鲁迅、保存鲁迅遗物,甚至成就了许广平余生的意义,为此她出生入死。1945年,回顾保存鲁迅遗物的艰难历程,许广平心有余悸:“九周年了,我们固守在这上海一角,任敌人鞭笞,刑辱,困厄,饥饿,最大原因为的是不肯离开一步,生怕我们离开了,会没有适当人保障这遗物的安全”(11)。据说,许广平之死也与鲁迅遗物有关。周海婴回忆许广平去世的情形时说:“是江青私自窃取鲁迅书信的全部手稿,已出版的和被压制未能出版的,还有一直争论不休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十五页手稿,使母亲忧愤交加,心脏病突发去世。”(12)
    许广平的鲁迅纪念,始终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最有可能遵从鲁迅不做“公物”、拒绝“纪念”的遗嘱,书写鲁迅“私密的个人史”的许广平,却反其道而行之,自觉以公共话语稀释其言说的个体性与私密性,甚至不惜改写“我的记忆”,汇入时代精神的大合唱。最终,在许广平笔下,鲁迅形象的个体性和私密性消失殆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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