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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场者”的证词 “文革”时期许广平的鲁迅论，源于一种历史的合力。一方面，如上所述，是建国后许广平鲁迅论合乎逻辑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狂暴的政治风潮对渺小个体的强力挤压，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风波诡谲，身临其境，许广平无法超然物外，她选择了一条自我保全的康庄大道：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 建国后，许广平身兼数职，担任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委、民进副主席、文联副主席等职务，每日迎来送往，为此她曾自嘲是“社会活动家”。1958年，许广平对来访者坦言：“自己也不是作家，也没有写作能力，各方面的知识也有限”(23)，“自己也想过自己现在算甚么呢?苏联一位同志曾谈过社会活动家的问题，自己现在成了社会活动家?”(24)1961年，许广平向来访者表达受宠若惊的心情：“文代会把我选作了副主席，听说是周扬同志特意安排的。实际上，我一非作家，二非艺术家，作文联主席真正有愧。”(25) 正是有感于党的知遇之恩，而且自知受之有愧，许广平表示：“党一直的在领导着自己，领导同志们一直地在关怀着自己，任何事，自己都服从组织分配”(26)。在许广平看来，“党决定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党组织一定要经过一番考虑，所以自己一定服从组织分配，党叫自己作甚么，自己就作甚么，不管以甚么身份出现，过去自己就不懂这些，现在懂了。”(27)纪念鲁迅，其实是党分配给她的一项工作，许广平对此心领神会。 然而，不管人们如何眷念故人，频频回首，无情的忘却一定会来临，并最终掩埋鲜活的记忆，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也是如此。1959年，面对各方让她撰写鲁迅回忆录的请求，许广平表达了“忘记”的苦恼：“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在，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28) 当个体的、私密的记忆资源消耗殆尽，许广平的鲁迅纪念，就只有走一条公共通道了：由自发的“回忆”，转入自觉的“研究”。对此，许广平有充分的自觉：“回忆实是苦恼的事，因为事隔多年，脑海的印象自然就会模糊起来，免不得要做一番研究工作。”(29)于是，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写作，就有了如下准备过程：“主要是阅读《鲁迅日记》和他的著作，旁及一些有关鲁迅的资料，另外还看了些世界名人的回忆录”(30)。 对许广平而言，一方面，个人独有的记忆资源已经耗尽；另一方面，“人民的要求”已经提出，必须对个人记忆进行加工整理，使之符合政治规范。对这种“社会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许广平曾予以说明：“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特别是这本小书，曾得到许多负责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他们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亲切地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就只恨自己限于水平，以致不能更深切地体会这些指示，使它更符合于人民的要求”(31)。许广平清醒地意识到，“今天已不是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小学生，总会减少许多错误的”(32)。此时，遵循“负责同志”的“指示”，争取“政治正确”，已经成为许广平鲁迅回忆的写作规范。显然，这种“个人”、“集体”与“负责同志”三结合的写作方法，通过对记忆的剪裁，使之有序化、规范化，进一步稀释、冲淡了许广平鲁迅回忆的个体性与私密性。 1966年9月，“文革”风暴初起，许广平顺势而行，重新调整鲁迅与周扬、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迅速抛出一篇重磅文章：《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33)。在《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一文中，许广平充分利用与鲁迅的私人关系，处处凸显“在场者”的身份，强调自己提供的是一份“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确凿无疑。她不时以“我记得很清楚”的历史见证者的口吻叙述，现身说法，俨然成了已缺席的鲁迅的代言人。对于鲁迅与周扬的“斗争”，许广平的叙述显得毋庸置疑：“我记得很清楚，周扬们在鲁迅生前的卑劣可耻的阴谋活动，鲁迅是亲身领略过的。这个时期，鲁迅抱病写了许多光辉的杂文和书信，向周扬们的投降主义进行斗争，一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34) 关于鲁迅对毛泽东的“倾心悦服”，许广平的讲述同样言之凿凿：“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六年夏季，鲁迅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立即倾心悦服，完全接受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他感到，中国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的口号，同周扬们的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相对立。鲁迅所坚持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路线。真正违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是周扬、夏衍等人为代表的阶级投降路线。”(35) 1966年10月，恰逢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其时，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汹涌澎湃，迅猛异常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3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名义，要求人们承认其合法性，服从并且服务于它的“大义”。 然而，国际上却出现了否定中国“文革”的舆论，尤其在苏联，对中国“文革”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其中特别令许广平不安的是，鲁迅成为苏联文艺界否定“文革”的有力例证。苏联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文革”是“毁灭文化”，“毁灭作家”；鲁迅是“人道主义者”，有“反战倾向”，鲁迅思想具有“人道主义性质”。总之，苏联文艺界试图通过纪念鲁迅，揭示鲁迅与“文革”的异质性，将“鲁迅”从“文革”中剥离出来。 1966年10月18日，以纪念鲁迅的名义，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直接否定中国的“文革”。西蒙诺夫说：“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和名为‘文化革命’的一切，是一种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和暂时的现象”(37)。 几乎与此同时，为了“纪念鲁迅诞辰八十五周年”，《苏联妇女》杂志发表了一篇十年前曾访问许广平的一个人的文章。文章以“许广平回忆”的名义，赫然作出如下判断： 随着许广平的回忆，简直不能不把鲁迅的许多生活特点和俄国伟大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的活动和他们在俄国革命青年中的无比的声望和影响相对比。(38)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革”的语境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不再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更何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的美学观点，向为周扬所信奉。中国人常会恨屋及乌，恨和尚及于袈裟，在周扬已被“揪住不放”的“文革”时期，《苏联妇女》杂志将鲁迅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留勃夫相提并论，无意间已闯入一个不容涉足的话语禁区。 果然，许广平的反应相当强烈。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许广平发表名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39)的演讲，措辞严厉地指出：“为了适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需要，这个家伙丝毫不敢提到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之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而和我们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遥相呼应，把周扬之流竭力吹捧的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来比拟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鱼目混珠，混淆视听。他自己这样说不算，还要强加于我。这是极端无耻的造谣。请看现代修正主义者堕落到了何等地步!”(40) 当时，中苏关系早已破裂。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苏共的总路线被中共斥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苏联”已被贬称为“苏修”；在国内，自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之后，周扬已被打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因此，许广平既必须与国外的“苏修”撇清关系，也必须与国内的周扬划清界限。 在上述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催逼之下，许广平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注定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演讲：以听取“将令”的鲁迅为例，论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许广平论证“文革”的合理性，主要又是为了表决心，后者才是她“文革”鲁迅纪念的“中心思想”。当许广平以宣誓的口吻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愿意努力学习鲁迅的榜样，同红卫兵小将一起，坚决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不调和的斗争”(41)，这篇名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演讲，俨然许广平投身“文革”的“决心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