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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壬子图》题咏揭示的“节义坚守”与“诗道质朴” 古人好游历交往，方文生当明清之际，其平生交游面较宽，既有以气节相重者如邢昉、顾梦游、阎尔梅、万寿祺、陈子龙、孙枝蔚、纪映钟等拒不食周粟的遗民，也与出仕清廷的龚鼎孳、宋琬、施闰章、徐乾学、王士禛有交往，同时还得到钱谦益等一批文坛耆宿的青睐。《嵞山集》中展开了一幅清初诗坛文人交往结为同道的画卷，文会雅集的场面次第出现，足为诗史增色。而自《四壬子图》出现，以之为中心的题咏相当踊跃，诗画两端达到了有效的互动与融贯，方文交游网络由此建立起又一重精神链接，成为诗人间契合的新标志。以下简略介绍几位诗人的题咏情况。 姚若翼，字伯右，一字寒玉，江苏江宁人。为人豪爽，有晋贤风致，擅画墨梅，时号姚梅，方文与他结识于崇祯年间，《嵞山续集》卷二《为姚寒玉六十寿》称：“寒玉才如不羁马，诗情酒态狂而野……更出新意采真瓣，点缀笔端奇复奇。曾为我题四壬子，钟山花蕊供驱使。又为我涂草堂壁，根柯宛在空山里”[1]985。 方拱乾，初名策若，字肃之，号坦庵，又号甦庵、云麓老人、江东髯史等。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四年(1657)，因受江南科场案株连，于1659年流放宁古塔。自宁古塔放还，客居扬州，有机会一睹从弟的《四壬子图》并题咏。《四壬子图为尔止弟题》云：“开辟以来四壬子，支干若为诗人使。曹刘沈宋几时生，茫茫岁月谁缕指?哲弟称诗世共传，堕地同符岂偶然。哀愚莫怪难方驾，自悔先生十七年。”[7]467方文有《从兄坦庵先生招饮寓斋看菊，率成二首》其二有云：“从来小谢论诗合，为我重题壬子图。”自注曰：“予与陶、杜、白三公皆壬子生，有《四壬子图》。”[1]1061 汪懋麟，字季角，号蛟门，江苏江都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授内阁中书。因徐乾学推荐，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纂修官，修明史，撰述最富。他与汪楫同里且并有诗名，时称“二汪”。著有《百尺梧桐阁集》二十六卷。汪懋麟题诗对《四壬子图》做了直观的注脚。诗云：“客从白门来，示我壬子图。壬子者为谁，晋唐三老夫。旁有嵞山氏，脱帽依坐隅。生年既无异，赋性岂有殊。黄菊秋正华，东篱且提壶。长镵托为命，入谷声相呼。有时弹清琴，知音良不诬。古今虽异代，先后皆同趋。况乃抱奇节，此君非腐儒。千载思高人，图画安可无?”[8]卷三 王又旦，字幼华，号黄湄，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进士，由潜江知县历官户科给事中，户部都给事。他善于作诗，极富文采风流，官声诗名皆重，与诗坛领袖王士禛并称“二王”。康熙二年(1663)十月，“(方文)过扬州，再晤孙枝蔚、戴苍、吴嘉纪、汪楫。十九日，王又旦初度，孙枝蔚、房廷祯、吴嘉纪、郝士仪、汪楫集石塔寺，先生后至，论诗至深夜，翌日共饮汪楫斋头。又旦为题《四壬子图》”[9]412。虽然王又旦的题咏诗今或不存，但方文的《喜关中王幼华见访草堂》提及王曾作此诗：“广陵城西木兰院，与君僧舍初相见。是日偏逢岳降辰，旨酒嘉鱼聚群彦。我年最长居上头，衮衮谈诗夜未休。坐中欣赏君第一，从此心期胶漆投。来朝复饮汪生处，尽日流连不忍去。刻烛为题《壬子图》，笔端疑有神灵助。”[1]974 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号白耷山人、蹈东和尚，江苏沛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为复社巨子。甲申、乙酉间，为史可法画策，史不能用。乃散财结客，奔走国事。清初剃发号蹈东和尚。诗有奇气，声调沉雄。有《白耷山人集》。阎尔梅是在龚鼎孳葬母时遇到方文的，自此他们唱和不倦，他有两首诗涉及《四壬子图》。《题方尔止四壬子图》云：“靖节先生家粟里，高卧北窗征不起。人知其卒在元嘉，不知其生岁壬子。杜陵天宝之诗人，香山变为长庆体。迨有明兮千馀年，桐城堀生方尔止。四子皆以壬子生，先后文章辉青史。画作词坛聚讲图，著其干支称世纪。我闻宗氏少文喜卧游，满屋琴书画山水。抚弦动操万峰鸣，如置身在烟泉里。又闻谢子敬微爱步兵，手图长啸对孙登。古人初不问穷达，一往辄复有深情。尔止此图傲古人，自命风雅之功臣，上下千秋若同堂，旦暮遇之须眉新。惜哉汉图无画工，不图风雅图麒麟。”[10]273他的另一首《桃花城秋夜赠方尔止处士》诗虽未在题目中出现“四壬子”的字样，但行文中也提及了这幅图，同样可看成是对《四壬子图》的题赞：“尚论古今作诗史，晋唐三子皆壬子。异代同年殊不偶，画成一图传不朽。”[10]273 另外《四壬子图》的题咏者还有前面提及的孙枝蔚、钱陆灿、王士禛等诗人。其中孙枝蔚其人与题诗都是相当引人关注的。孙枝蔚，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明亡后他虽客居扬州，但不忘故乡，因颜所居曰“溉堂”，以寓西归之思。他工诗词，多激壮之音。因为在康熙十七年(1678)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之故，他被史家排除于遗民之外。卓尔堪《明遗民诗》不录溉堂，现存的各种《明遗民录》中，都没有溉堂的名字。对于应考，他虽金榜有名，但好友杜濬用《与孙豹人书》劝其勿作“两截人”，枝蔚颇为动容，最终书写了《告终养疏》得以放归。考察孙枝蔚全人，仍应置于遗民和布衣群体论之。 清初在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诗人群中，孙枝蔚是有其特殊影响力的。他与方文为挚友，方氏去世后，枝蔚的悼词《长相思》写得泣血锥心：“长相思，长相思，不道如今长不归，更寻相赠诗……恨悠悠，梦悠悠，满腹文章一土丘，魂仍招得否?”[4]639在方文的友人中，枝蔚与他唱和最多，今存诗歌59首，词5首，其《寄怀方尔止》诗必当一读： 布袍终日走风尘，白月青灯念故人。两眼山河家四壁，十年龙凤梦三春。离离怕见花枝动，蔼蔼长教酒盏亲。为问新诗应更好，愁中销我髩如银。[4]361 如果说其《题嵞山诗卷首》“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嵞山诗合荆公语，轻薄何劳哂古人”云云只是就诗论诗而已，那么《题方尔止四壬子图》则是基于“布袍终日走风尘，白月青灯念故人”的深切同情和理解之后的情感表达。孙枝蔚集也有相当可观的仰陶、崇杜、效白之诗，其中所透露的是彻底的“布衣情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清初诗人经历了天崩地解、海飞山立的激烈动荡之后，出与处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两者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只是一念之差。俞显于顺治十五年(1658)曾寄书布衣诗人李确云：“举世莫不好纷华，而先生独守寂；举世莫不好富贵，而先生独食贫；举世莫不好荣达，而先生独处卑。”[11]卷二可见顺康之交士族中普遍存在着纷华与守寂、富贵与食贫、荣达与处卑的选择，面临的心理挑战和压力是巨大的，相当一批士子在仕进与守节的歧路口彷徨。此时方文《四壬子图》面世，明确祭出陶、杜、白三家之旗，而聚集于扬州的文士纷纷题咏，无论是顺时入仕者还是逆势拒仕者，都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方文加以赞许： 一是节义坚守。汪懋麟称道方文“奇节”、“高人”，阎尔梅称“古人初不问穷达，一往辄复有深情”，实际上都是对方氏在清初所秉持的节义，所达到的道德高度的肯定。陶渊明与杜甫自然都是甘于箪食瓢饮陋巷孤贫的典型，白居易亦是勘破穷达，不随浊流之智者，方文向晋唐三夫子的膜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宁隐勿竞，甘为布衣的精神取向。这种“不酣豢于富贵，志气自清；不奔走于形势，性情自澹；不营逐于世故，神理自恬”[12]320的道德形象，是为时人默会心识、服膺钦慕的。 二是诗道质朴。纪映钟在《题方嵞山徐杭游草》中说：(方文)“以自然为妙，一切纤巧华靡、破裂字句，从不泚其笔端，垂三十年，守其学不变，而日造坚老纯熟，冲口而道，如父老话桑麻，不离平实，却自精微。”[6]918自然、坚牢、平实，其实正是嵞山体的本质特点，这种质朴的诗道由陶渊明而及杜甫，再经白居易传承，至方文而发扬光大。明清之际，山飞海立的动荡之后，诗歌应该如何发展，为一代诗人所思虑。当宋元诗渐成新追求时，方文坚守陶、杜、白的诗学路径，以质朴的诗歌表达澹直悲凉的情怀。这是一种区别于台阁典丽雕绘之气的诗学风范，既非绝对宗唐，亦非隐然入宋元，颇为同道者诩扬。 《四壬子图》作于康熙二年(1663)，这一年方文52岁。虽然新朝已经建立二十年，但明遗民尚存，其反清的斗争还在酝酿，对明王朝的怀思并无止息。方文《四壬子图》是以新异的题材和面貌以图系史，而在江淮征集题咏唱和中则起到以诗存史的作用了。征诗，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认同的达成。这种风雅之举虽然主要是诗学范围内的活动，但在清初特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中，一切诗学活动都非绝对纯粹，必然带有一定的遗民色彩，既可见遗民的思想涌动，也可见遗民间的精神激荡。而扬州作为清代初期具有特殊地缘政治意义的地域，一时更是聚集了众多文坛高士和布衣名流，这是《四壬子图》产生的环境，也是其扩大影响的基础。 概言之，《四壬子图》之所以成为当时之话题，并为后人津津乐道，是方文其人和清初这个时代契合的结果。无方文其人，自无遥跨漫长历史岁月的四壬子的奇异聚合；但脱离了清初扬州这个遗民汇聚的具体时空，《四壬子图》的影响力也将大为下降。从这一意义上说，《四壬子图》是清初特定时代所造就的。 (责任编辑：admin) |